一個家族的所有成員都是在一種家庭文化氛圍的熏陶中成長的

　　記者：聽說今年暑期回老家，您找到了自家的家譜和家訓？

　　劉長銘：對。我在10歲左右，看過自己家譜被焚的場面，但家譜的內容是什么，從來沒有見到過。這些年隨著家風家訓被重視，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也喚起我的一個心結，希望能找回自家的家譜家訓。今年8月回鄉(xiāng)，聽說本家的一位表弟藏有部分家譜掃描件，我特別欣喜地趕到他家去看，并用相機一一照下來。農村現在還保留的這部分珍貴的文化遺產，特別需要去保護和關注。

　　在我們家的家譜中，我看到了一個家族文化的傳承脈絡，特別翔實和全面，比如里面有祠規(guī)、家法、規(guī)約、宗禁等等，以及對家族內學校的記錄等。盡管之前對古人的家譜有了解，也看過相關方面的一些書，但是親眼看到自家家譜中的這些內容，還是很震撼。一個家族要想興旺發(fā)達，生生不息，人才輩出，最重要的是要讓家族的這些優(yōu)秀傳統能夠延綿不絕地澤被后世子孫，被很好地傳承。

　　記者：您剛才提到，家族基因傳承對個體成長的重要影響，在早前的多次演講中，您也提到家庭教育最重要的課程是培養(yǎng)習慣和態(tài)度———讓孩子樂于和能夠和朋友相處、對事物感興趣、樂于接受知識、渴望學習等，這些標簽在今天的您身上也很突出。家國情懷、敢于質疑、服務社會、勇于擔當，這些您希望四中學生有的品性，在您身上是怎么形成的？您的家庭教育是怎樣的？家庭給您的最顯著基因是什么？

　　劉長銘：我有一個觀點，孩子的任何優(yōu)點和缺點都可從家長身上找到痕跡。今年是我父親去世20周年，本來想寫一篇文章紀念他。我的很多價值觀現在回想，是源自父親早期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今天翻看他的自傳，我時時還能被打動。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敢于質疑、堅持自我等等，都受了父親的極大影響。父親是上世紀40年代的大學生，學化學出身，我小時候，他在天津一家工廠擔任技術員。抗戰(zhàn)時，他發(fā)明了一種乙醚制劑，成本只需要類似制劑成本的十分之一，可是處在抗戰(zhàn)危難之時，這家私企老板卻見錢眼開，還以高價賣出這種制劑，父親為此憤然辭職。要知道當時父親的薪水是每月500大洋，一級教授當時的薪水是300大洋，可是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不會在金錢面前屈服，也從不把金錢看得那么重，在當時的境況下，沒有多去考慮家里生活怎么辦，就毅然辭職了。我對父親印記還很深的一個細節(jié)是，只要有一點錢，他都會用來買書。“文革”時他受到沖擊，去做運輸工，但是沒有忘記讀書，不管白天多累，晚上飯后，他靜靜坐在桌前看書的身影，一直留于腦海。

　　所以，孩子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家長或者說家庭甚至可以說是家族的文化基因。在北京四中，我們曾做過調查，有80%的學生認為他們的道德品質決定于家長的影響，70%的學生認為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觀點和看法來自于家長的影響，60%左右的學生認為家長的文化修養(yǎng)、性格和對工作和生活的態(tài)度對他們影響甚大，只有20%左右的學生認為家長的社會地位和家庭的經濟收入對他們很重要。這些事情告訴我們，家庭的教育和影響是學校和社會不可替代的。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對孩子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社會通過家庭或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家庭是抵御社會不良影響的重要防線，是第一道防線。

　　國家、學校、家庭，最終要喚起個體對“大情懷”“道”層面的追求，方法只是“術”層面的東西

　　記者：您怎么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這句話？在今年北京四中高一新生入學教育講話中，您又用了“家國情懷舍我其誰”這一主題，您希望北京四中在您任上留下什么標簽？

　　劉長銘：我希望四中是一所民主的、人人向上的、勇于追求理想并能煥發(fā)其智慧的學校。教師能夠科學、理性地工作，不唯書、不唯上，而是為了教育的本真目標。其實不管是學生還是教師，只要有了“大情懷”，學習、工作自不用操心。價值觀是“道”層面的東西，而教法、學法只是“術”層面的東西。一個人能做成什么事，首先取決于內心的情懷?，F在讓我很欣慰的一點是，家國情懷、服務社會這樣的理念已經滲透到四中學生的骨子里，成為他們學習生活、一切行動的動力，比如在今年新生入學教育會上，與新生分享成長經歷的6位畢業(yè)生，講什么內容，不需要老師提前囑咐，要講的內容就住在他們心里。當然我們很注意榜樣的引領，學校內的雕塑、國學講堂的陳設等，都會選用能代表優(yōu)秀校友故事的標識。

點擊下方數字或鍵盤上“←”、“→”鍵，可翻頁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