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留美學生欺凌同學被重判而引起的討論中，有專家建議學習美國，在處理校園欺凌案涉事未成年人時，應適當加重處罰以起到警示作用。對此，張文娟并不認同。

在此次有關留美學生被重判事件討論中，有一種老觀點再次被提及，即推動對未成年人刑法處罰的重刑化和低齡化，對此我并不認同。鑒于成人社會對少年犯罪的制度應對容易情緒化，又加上我國與外域制度的背景差異，我希望專業(yè)人士和民眾在討論中能夠更加理性、從容。也希望未來我國在兒童保護和少年司法領域更加注重數據收集，為避免情緒化討論提供有力保障。

有人建議，為遏制校園欺凌事件，應適當加重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刑事處罰，不應再簡單批評、警告草草了事。實際上，少年司法制度的理念與成人刑事司法制度設計的理念不同，前者是恢復性的、矯治性的，針對的是罪錯少年本人，然后“對癥下藥”；后者是懲罰性的、震懾性的，針對的是犯罪行為，很少關注導致犯罪行為的原因。

世界上一些國家的立法案例顯示，成人社會對未成年人的罪錯立法易情緒化，很容易因惡性個案而輕易改變少年司法的理念和制度。以美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末，因出現幾個惡性少年犯罪案件，一些議員將他們稱作“超級少年捕食者”，要求改革少年司法制度。實際上，有些個案事后被證明是錯案，如最有影響的中央公園少年襲擊慢跑者案件，很多年后被發(fā)現是誘供、逼供導致的錯案。1992年到1997年間，除三個州外，其他州都紛紛修改法律，形成了對罪錯少年嚴懲的態(tài)勢。經過近20年的數據追蹤和實證研究發(fā)現，這并不能遏制犯罪，反而提高了年輕人成為累犯的機會，給社會帶來了包括金錢在內的巨大成本。所以，因為幾個極端個案而加重對未成年人的處罰并不能起到預期效果。

為支持“需加重對未成年人的處罰”這一觀點，在這次國內討論中，一些人拋出了數據，例如“青少年犯罪占到刑事犯罪的70%”。對這個數據，早就有專家駁斥過，“青少年”年齡不界定，這組數據是無用的。如果青年的年齡上限界定到45歲，這組數據是正常的。如果界定到18歲，這組數據是明顯不可信的。還有人舉例說，有些未成年人聲稱犯罪是因為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不用承擔責任，我認為這有些片面了。

此次案件確實有所啟示，讓社會意識到，校園欺凌不應被忽視。但我建議不要盲目效仿美國進行相關法律的修改，因為雙方制度背景存在差異，若輕易拿個別措施進行比較很容易誤導民眾。

首先，關于犯罪，在中國和美國概念不同。因為行政處罰的分流，我們國家的犯罪門檻是高提的。比如，在北京偷1500元錢會面臨治安處罰，但是不構成犯罪。而在美國，逃一張地鐵票，也算是輕罪。不論輕罪重罪，美國都要經過法院，強調程序。而在我國行政處罰只需要警察處理就好，沒有犯罪記錄，當然，程序保障標準要低一些。

其次，美國的少年司法制度與成人刑事司法制度是雙軌制的。一個孩子一旦納入少年司法審判，根據輕重程度得到的處置措施是，到社區(qū)或某些矯治機構參加矯治類的活動，這種處置措施的期限有些是確定的，大多比較短，一般不超過3年；即使是不確定的，大多只能到18歲，有些州可能延伸到21歲。若被納入成人刑事司法，在享有憲法規(guī)定的正當權利的同時，也會面臨著可能上百年的徒刑或無假釋可能的終身監(jiān)禁。當然，美國也規(guī)定了轉成人審判制度，就是讓一些惡性犯罪的少年，不再按少年司法處理，而是直接像成人一樣走刑事司法制度，監(jiān)禁在成人監(jiān)獄。轉成人審判是美國和印度等雙規(guī)制國家收緊少年司法制度的主要杠桿。中國的少年司法，經過多年的探索已確立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制度，如前科封存，附條件不起訴。但是，我們依然是迷你成人版的刑事司法，我們在司法程序和刑罰措施種類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處罰程度要從輕、減輕而已。當然，我們的少年一般在未成年之前不會關在成人監(jiān)獄。

最后，關于沒有合適罪名應對殘忍虐待同伴的行為，這是我們刑罰制度總體設計的缺陷，跟是不是未成年人犯罪本身沒有關系。我們對這種精神和肉體摧殘別人的行為，除非達到故意傷害的標準，很難有罪名追究刑事責任。在刑法修正案（九）通過之前，我們將這種虐待局限于家庭成員間，而且是自訴案件。溫嶺幼兒園老師折磨幼兒事件之后，刑九將刑事責任擴展到有照顧保護職責的人，取消了自訴。但是，對于無監(jiān)管照顧職責的同伴之間的這種折磨行為，雖然肉體傷害結果不一定達到故意傷害的程度，但是，手段缺乏人性，對人精神也造成很大打擊的行為，目前的刑法很難找到罪名處理。

（作者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