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是民族的血脈

筆者覺得，如果說“書的前半生”是寫書人對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認識和思考的凝華，那么“書的后半生”就脫離作者，成了讀書人和藏書人的事情。書籍一旦流轉(zhuǎn)，不管是抄本還是印本，就不再只是個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識傳播的過程，成了社會的力量。

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書籍稍有不慎就會失傳。筆者曾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多年，坦承國圖真正夠善本級別的書籍僅有兩萬種，其中還有許多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剔除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種，遠不能涵蓋中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的浩瀚文獻。《韓非子》《管子》《荀子》引用許多如今已不可見的書，甚至連名列“六經(jīng)”的《樂經(jīng)》也敻不可見。《尚書》亦如此，若無孔府魯壁夾層中的藏書，也在焚書坑儒中失傳了，而因傳承中的斷裂，《尚書》重現(xiàn)后引發(fā)的今古文之爭擾攘了近兩千年。

書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與人文精神之所在，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書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類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亞里士多德講世界七大奇跡，其一就是亞歷山大圖書館；考古發(fā)現(xiàn)兩河流域的檔案館或圖書館，保留大量楔形文字文獻；考古發(fā)現(xiàn)死海地區(qū)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書……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間，書籍已經(jīng)成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書是民族的血脈，書籍會告訴你從哪里來。當然，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會告訴你從哪里來，但那是被動、無意識、必須通過科學(xué)分析才能知道的，但書籍卻主動而有意識地告訴你，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半頁殘紙里的大名堂

筆者認為，古籍的價值看書的“三性”。其一是“文物性”。國家圖書館對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個時間的下限，即清乾隆六十年（1795），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況一般不進入古籍善本的范圍。國家文物局規(guī)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標準也定在1795年，適用于瓷器、書畫等各類文物，但當年文物局長鄭振鐸獨將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標準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類下限延長了一個多世紀。這是對古籍的特意保護。

關(guān)于“文物性”，筆者曾經(jīng)手一頁殘頁，上面保留了書名《丹陽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據(jù)刻工姓名可判斷此書產(chǎn)于宋代江西，然而此書在所有的圖書館里均沒有著錄，換而言之，這是一本失傳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頁的古籍，這半頁書當即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后來，筆者得悉這一殘頁出自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宮內(nèi)閣大庫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檔案，當時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購了大量宋版書和元版書。其中有一本宋版書的封皮是紙糊的硬殼，經(jīng)過數(shù)百余年的歲月洗禮，漿糊失去了粘合力，硬殼散落后漏出了糊殼的宋代廢紙，其中的殘頁之一就是《丹陽后集》。筆者借這個傳奇故事說明，古籍的文物價值不可貌相，半頁殘紙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獻性。這是書籍所共有的屬性，依賴的是蘊含其間的思想和總結(jié)，即便是新書也具有文獻價值。

其三是藝術(shù)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書，后交付刻工雕版。據(jù)傳，宋代大學(xué)者周密的《草窗韻語》就是由周密本人手書上版的；“揚州八怪”之首金農(nóng)早年臨寫北宋藏經(jīng)，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筆；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趙孟頫書法的變體字，趙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寫出這樣的書版字，所以個個有風味，都是好的藝術(shù)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頁有“福建林佶手書上版”，也是大家手筆。

藝術(shù)性的第二個表現(xiàn)在于版畫。清初刻本《三國演義》版畫采用八色套印，同時代歐洲先進的海德堡套印術(shù)也只能達到四色水平。明代萬歷年間的版畫，水平之高可稱絕于世界，比如鄭振鐸先生曾收藏了萬歷版《金瓶梅圖》，后來轉(zhuǎn)交給國家圖書館，這是出自安徽黃氏家族的寫意版畫，藝術(shù)性極高。

天祿琳瑯的流轉(zhuǎn)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價值，一部書在流傳過程中經(jīng)歷許多故事，故事增添其文物價值。文物本身價值可用標桿去衡量，故事的價值卻無法衡量。

乾清宮東邊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書重地，乾隆親書匾額“天祿琳瑯”。乾隆秉承了康熙以來的文化喜好，他的藏書精華基本都在天祿琳瑯。乾隆六十年傳位于嘉慶皇帝，嘉慶二年，乾清宮的小太監(jiān)在處理炭火盆時引發(fā)大火，一路燒到天祿琳瑯，里面的藏書均付之一炬，基本沒有流傳下來。

其時乾隆仍在世，書一燒掉，嘉慶皇帝覺得臉上無光，召來大臣重建天祿琳瑯。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卻不能再造。嘉慶下令在宮中四處翻找，重匯了幾百部宋版書，堆到天祿琳瑯。當時為了應(yīng)付此事，將很多明版書、清版書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滅亡后，遜帝溥儀偷書偷畫，以賞賜溥杰方式將文物盜出宮，首先盜取的就是天祿琳瑯里真真假假的宋版書。溥儀盜走這批書后來跟著他到了偽滿洲國，1945年溥儀逃離長春時又陸續(xù)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個高級將領(lǐng)手中。

筆者一次拜訪這位將領(lǐng)的后人，看到遺存下來的天祿琳瑯藏書，當即判斷這是當年嘉慶皇帝和他的臣子們混進宋版書里的清版書。但盡管版本、品相與當時其他通志堂刻本無甚區(qū)別，但因附加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賣市場上的價值翻了數(shù)十倍。附著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經(jīng)讓它發(fā)生了蛻變，甚至讓它成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祿琳瑯，《槐市書話》里還有許多曲折動人的藏書故事，如顧氏過云樓藏書、陳寅恪先生藏書、勞權(quán)抄本《松雨軒集》、宋刻《五燈會元》、元抄本陶叔獻輯《兩漢策要》等。書籍本身會制造和創(chuàng)造精彩故事，但筆者并沒有在這些傳奇上肆意渲染，而是憑借嚴謹?shù)臍v史訓(xùn)練和專業(yè)考證，不動聲色地一一鋪陳，并且關(guān)注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問題，數(shù)十年的心得最終匯聚成這本《槐市書話》。（拓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