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救災進行社會改造

中共通過災荒救治對根據地民眾和社會進行了有效改造。全面抗戰(zhàn)前，陜甘寧邊區(qū)游手好閑、不事生產的“二流子”多達數萬人，“他們不僅不事生產，還偷谷子，盜糜子，偷驢盜馬，妨害別人生產”，“甚至造謠生事，勾結壞人，暗藏奸細，破壞農村治安，違反政府命令”，對邊區(qū)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構成巨大威脅，對中共在鄉(xiāng)村的社會動員和控制力帶來嚴峻挑戰(zhàn)。為此，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利用大生產運動的有利時機，發(fā)起了改造“二流子”的運動，通過群眾評議劃定“二流子”、由區(qū)鄉(xiāng)干部負責包干改造、給“二流子”分配土地、強制他們參加生產等方式，對“二流子”進行改造。到1943年底，陜甘寧邊區(qū)共改造“二流子”2萬余人，對改變社會風氣、穩(wěn)定社會秩序、推動大生產運動起了很大作用。

從1942年冬天起，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大規(guī)模婦女紡織運動。這不僅是重要的生產救災措施之一，而且成為全面抗戰(zhàn)以來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的組成部分。據不完全統(tǒng)計，1943年8月，僅晉察冀邊區(qū)的易縣、龍華、滿城等12縣，從事紡織的婦女達到38983人。1944年6月底，太岳區(qū)參加紡織運動的婦女達7萬余人。各根據地通過組織婦女參加以紡織為核心的生產救災運動，不僅幫助很多家庭度過了荒年，而且改善了婦女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上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婦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認識，促進了婦女運動的發(fā)展。

由于受到迷信思想的影響，很多老百姓認為蝗蟲是“神蟲”，不能打，越打越多。當蝗蟲漸趨成災時，他們就在田間地頭進行祭拜，或者搭臺唱戲酬謝神靈，有的地方還舉行抬“螞蚱老爺”神位游街的儀式，祈神顯靈。但是，蝗蟲仍然肆無忌憚地蔓延開來，太行區(qū)數十萬畝農田的禾苗被很快吃光。太行根據地黨員干部運用事實教育、樹立模范、口號宣傳等方式，進行宣傳動員，終于使根據地民眾的思想和行為逐漸發(fā)生變化，先后有上千萬人次參加滅蝗運動。林北縣在組織打蝗的初期，幾個巫婆主張祭拜蝗蟲，叩頭燒香，遍地插旗，裝神弄鬼，希冀以這種方式消滅蝗蟲。為了揭穿巫婆的騙人把戲，黨員干部就約巫婆進行比賽，一邊是打，一邊是“祭”，比一比誰的方法有效。就這樣，當著群眾的面揭穿了巫婆的把戲。第二天，參加打蝗的人數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太行區(qū)組織的大規(guī)模剿蝗運動，不僅使根據地擺脫了蝗蟲的肆虐，而且打破了人們視蝗蟲為“神蟲”并對其頂禮膜拜的迷信思想，有的地方還把蝗蟲變成救災代食品。

保障民生是救災之本

早在全面抗戰(zhàn)初期，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即把“賑濟災荒”作為改善民生的主要內容之一。陜甘寧邊區(qū)把“救濟難民災民，不使流離失所”作為施政綱領的重要內容；華北抗日根據地面對水旱蝗災的肆虐，提出“保證不餓死每一個肯自救的人”；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在“救濟災民難民，切實改善人民生活”的施政綱領下展開救災防災的各項工作。

1940年，陜西省發(fā)生春旱，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饑荒嚴重。陜甘寧邊區(qū)雖然也困難重重，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自然災害進行艱苦斗爭，最終戰(zhàn)勝災荒。面對如此迥然相異的結局，陳果夫對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代理委員長許世英感嘆道：陜西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食糧缺乏，歲又歉收，民已有拋子入河，全家餓斃者”，而陜甘寧邊區(qū)“大都豐稔，謀生較易，人民之逃遷邊區(qū)者日見其多”。于此亦可見中共開展的救災工作在保障民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抗戰(zhàn)初期，陜甘寧邊區(qū)僅有900萬畝耕地。邊區(qū)通過獎勵墾荒、開展大生產運動等方式，鼓勵開荒種地。到1945年，邊區(qū)耕地面積達到1400多萬畝，比全面抗戰(zhàn)初期增加了500多萬畝，增產糧食90萬石，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得到改善，防止了陜北歷史上因災害和饑饉而導致的“餓殍載道”悲劇的重演。

各根據地政府以“為人民負責，與人民共艱苦”為原則，從實際出發(fā)，因地制宜，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符合民眾實際利益、加快經濟建設的政策，極大地改善了根據地社會的生存條件，提高了根據地民眾的生存能力，把災害帶來的人力和物質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zhàn)時期領導根據地軍民取得了救災事業(yè)的偉大成就，在中國賑災史上堪稱奇跡，它不僅取得救災度荒的勝利，也使得中共的威信在群眾中大大提高。同時，生產度荒運動又進一步發(fā)展了根據地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副業(yè)等，為發(fā)展經濟、保障軍需、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礎，為抗日戰(zhàn)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唐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