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指繪魯迅頭像

　　于1936年10月病逝的“民族魂”魯迅，雖然未能經歷為期八年的全面抗戰(zhàn)，但他在抗戰(zhàn)初期發(fā)表了一系列抗戰(zhàn)言論，表示“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zhàn)爭，反對加于中國民眾反日反帝斗爭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xié)”。直到臨終之際，他依然莊嚴宣布無條件地加入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名心靈深邃、目光透辟的作家，魯迅在民族生死關頭發(fā)出了別有新意與深意的聲音。

圖為魯迅為蕭紅小說《生死場》所作序言

　　一

    1935年11月14日深夜，魯迅在熒熒的燈光下，讀完了《生死場》的校樣，隨即寫下了《蕭紅作〈生死場〉序》——這篇序文很短，滿打滿算不足千言。然而，在我看來，它卻是魯迅著作中意義豐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所以這樣說，不僅因為該序言緊緊抓住日寇侵占我國東北這一重要歷史情境，透過作品“力透紙背”的敘事與寫景，充分肯定了其描繪的“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這一嚴峻主題，以及作家作為女性特有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從而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璀璨天幕上，凸顯了《生死場》所承載的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精神主題和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在這篇序言里，魯迅由蕭紅筆下已經淪陷的生死慘烈的北方鄉(xiāng)野，聯(lián)想到自己四年前親歷的“一·二八”抗戰(zhàn)時的“閘北的火線”，和近日里因“謠言蜂起”重又“抱頭鼠竄”的閘北居民；同時又由“像死一般寂靜”的周圍，推及“當不是這情形”的英法租界，以及遙遠的哈爾濱。其綿長躍動的思緒，顯然已進入一個更大的“生死場”——中華民族因外敵入侵所面臨的空前的危急時刻與危難境地。斯時的魯迅，有憂患，有憤懣，但更多的還是“我們還決不是奴才”的沉思，是留給人們“以堅強和掙扎的氣力”的熱望……在這一意義上，一篇《蕭紅作〈生死場〉序》，不單是魯迅對蕭紅的扶持和獎掖，同時也是他自己直面民族生死存亡的別一種吶喊，是他“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家國情懷的又一次敞開，是魯迅之所以是魯迅的強有力的精神自證。

    需要稍加枝蔓的是，近年來，有海外女學者認為：魯迅是戴著民族興亡的眼鏡解讀《生死場》的，因此造成了他的閱讀盲點，他“根本未曾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生死場》表現(xiàn)的也許還是女性的身體經驗，特別是與農村婦女生活密切相關的兩種體驗—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導致的死亡”（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1900—1937）》）。這樣的觀點或許可以自圓其說乃至聊備一說，只是論者顯然忽略了關鍵的一點：魯迅倘若按照她的思路解讀《生死場》，那么，《生死場》將不再是呼喚“堅強和掙扎”的《生死場》，魯迅也將不再是作為民族魂的魯迅。

圖為魯迅雜文《“友邦驚詫”論》

　　二

    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魯迅與日本的關系可謂既密切又復雜。之所以說密切，是因為魯迅在不滿21歲時，就懷著“別求新聲于異邦”的想法，東渡日本留學，在那里留下了7年多最為美好的青春韶光。在此期間，魯迅仙臺學醫(yī)，東京習文，通過刻苦研讀、潛心考察和耳聞目睹，不僅熟悉了日本的風物地理、世情民俗，而且從較深的層面了解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氣質、文化性格，以及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與現(xiàn)實。毋庸諱言，在走近日本這一“榜樣”時，魯迅是有發(fā)現(xiàn)、有省悟、有收獲的。譬如，他后來曾多次以贊賞的口吻，談到過日本民族的“認真”精神和“勤勞”品德，認為“這一點是無論如何非學不可的”（兒島亨《未被了解的魯迅》）。對于日本民族在強國道路上表現(xiàn)出的諸種優(yōu)長，如破因襲、少禁忌、轉益多師、擇善而從等，魯迅更是給予了充分肯定，覺得這是該民族能在明治維新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魯迅在終其一生的社會批判與精神搏戰(zhàn)中，始終將日本文化當作重要資源，用之于傳播和借鑒。據學者陳漱渝的不完全統(tǒng)計：魯迅作品涉及外國作家370多名，其中日本作家有90名，約占總數的1/4；魯迅翻譯的外國作品有150多種，其中日本作品有65種，超過總數的40%。由此可見，魯迅與日本文化的關系，委實非同一般。

    然而，對于日本，魯迅的態(tài)度又絕非只有贊賞和肯定，而是同時包含了多方面的認知與褒貶，呈現(xiàn)出較為復雜的狀況——作為親歷了甲午慘敗且接觸了啟蒙新知的青年國人，魯迅對日本帝國主義日甚一日的侵華行徑，自然懷有無法排解的悲憤和憂慮。這使他的東瀛求學原本就有一種夾雜纏繞的愛恨情仇深藏在心底。而在留日期間，魯迅更是備嘗了身為弱國子民幾乎無法躲避的屈辱與歧視——大街上時常聽到無端的訾罵；報章里總是出現(xiàn)輕蔑的議論；他的學習成績僅僅是中等，就被視中國人為“低能兒”的學生會干事所懷疑，以致前來硬性檢查講義；而在課堂上，他更是不得不面對表現(xiàn)日俄戰(zhàn)爭中國人被砍頭示眾的幻燈片，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一次次的“萬歲”囂叫。所有這些，都嚴重地壓迫和傷害了魯迅作為中國人的心靈自尊，進而“于無聲處聽驚雷”，催生了他深切的國家情懷與強烈的抗爭意識。

    正因為如此，1931年秋，當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鐵蹄再次踏上中國大地時，魯迅立即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并由此開始了旗幟鮮明的抗戰(zhàn)言說。“九一八”事變后，魯迅連續(xù)發(fā)表《答文藝新聞社問》《“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文，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罪惡陰謀，同時指出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在客觀上起到的混淆視聽的作用，其中嘗試著運用階級觀點和國際視野，斷言日本兵“東征”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西征”（指紅色蘇俄——引者）的“第一步”云云，在今天看來，或許不無簡單、生硬和片面之嫌，但放到當年那個由“中東路事件”引發(fā)的復雜而混亂的語境里，卻分明具有提示國人認清真正的和最危險的敵人的重要作用。稍后，報端有消息稱，政府外長與日外長私交甚好，東北問題可以借此得到較好的解決。然而同日的“要電”卻是：“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xù)告陷落。”于是，魯迅感嘆道：“‘友誼’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國聯(lián)’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國，專講這些的。”（《“非所計也”》）真可謂刺刀見紅，一矢中的。接下來，“一·二八”抗戰(zhàn)爆發(fā)，“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的險境，更砥礪了魯迅的危機意識。他聯(lián)名茅盾、胡愈之、郁達夫等40余人，發(fā)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書》，表示“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zhàn)爭，反對加于中國民眾反日反帝斗爭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xié)”，呼吁“轉變帝國主義戰(zhàn)爭為世界革命戰(zhàn)爭”。此后，這種抗戰(zhàn)情結一直伴隨著魯迅的生命旅程：他呼吁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和生命安全；他推薦蕭軍的抗戰(zhàn)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認為它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直到臨終之際，他依然莊嚴宣布：“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zhàn)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