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4日，應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邀請，李大釗就女權運動發(fā)表講演。期間，發(fā)生了“二七”大罷工，他立即表明態(tài)度，站在罷工工人一邊，并與支持軍閥的老同學決裂。

宣講女權運動

據《董必武年譜》記載：1923年2月下旬，董必武邀請李大釗到武漢中學和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組織的寒假講演會上，講演社會主義和婦女運動問題。

1923年2月3日出版的《江聲日刊》（421號）記載，2月2日午前11時至12時，由李守常（李大釗）先生在高師講演進步的歷史觀（第一講）；2月3日午前10時至11時，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師講演進步的歷史觀（第二講）；2月4日午前10時至11時，由李守常先生在高等師范講演進步的歷史觀（第三講）。

2月2日李漢俊和趙春珊等學生在高師教務主任室，李大釗找趙同學等四名學生詢問了鄭州方面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有關情況。2月4日應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邀請，李大釗就女權運動發(fā)表講演。

李大釗稱有四種婦女運動者：一曰宗教的、二曰母權的、三曰女權的、四曰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他強調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主張確在男女兩性都不處于壓迫與被壓迫之地位。指出：中國現在切須注重者，首宜結合最有實力之緊固團體，以為將來實際競爭之著手。他以國外為例，“美國婦女運動之能全收實效者，第一優(yōu)點，即能與男子同負社會之責任。歐戰(zhàn)發(fā)生后，奧國女子，每當男子臨戰(zhàn)之際，凡國內有何公益團體之發(fā)生，必乘機參加，甚至馳赴臨戰(zhàn)地境，救護傷軍，對于國家所盡之責任既大，功勞既高，以故所得權利亦最高?！?/p>

李大釗的講演結論是：“中國現當軍閥專橫之時代，欲為民權的運動，無論哪種團體，都須聯絡一致，宗教的、母權的、女權的、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獨立門戶。能如是，方能打倒軍閥，澄清政治，恢復民權。能如是，則今之為女權運動者，始得曰成功！”第二天他繼續(xù)講演女權運動問題。

與支持軍閥的老同學決裂

行前，中共北方區(qū)委召集會議，總結北方鐵路、礦山罷工的經驗教訓，決定今后斗爭方向。羅章龍史稿《回憶“二七”大罷工》中記載：“在1923年1月的區(qū)委會議上，守常同志提出：‘現在北大放寒假了，我應湖北教職員聯合會的邀請，在寒假期間準備到武漢大學去講學，北方區(qū)工作由文虎負責。’”

2月4日，京漢鐵路1200多公里沿線兩萬余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爭自由、爭人權舉行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

2月7日，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鎮(zhèn)壓罷工工人，制造了“二七”慘案。在江岸，工人糾察團副團長曾玉良等36人被殺害。在長辛店，機車廠鉚工、糾察隊副隊長葛樹貴等6人被打死。在鄭州車站，鄭州鐵路工會委員長高斌慘遭酷刑而犧牲。在江岸、淶水、高碑店，被捕后死于獄中的有4人。罷工工人40多人被捕，逾千人遭開除。罷工領導人、共產黨員林祥謙，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壯烈犧牲。

得知“二七”慘案的消息后，李大釗心如刀割、悲憤交加，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蒼白，胡子也似乎比以前更黑了”。李大釗對吳佩孚深惡痛絕，將其視為整個革命事業(yè)和人民的仇敵。他十分憤恨地說：“我們早就認定了吳佩孚和中國其他軍閥完全一樣，我們以前接受了白堅武（吳佩孚的政治顧問、李大釗的老同學）的意見，派我們的同志到各鐵路上參加工作，并不相信吳佩孚的什么保護勞工政策?！?/p>

李大釗寫信怒斥白堅武，表示斷絕關系，不再有任何來往，把這個為吳佩孚出謀劃策、殘害工人的幫兇視為路人。

（作者為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