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全國政協(xié)委員，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導，戲劇與影視文學一級學科負責人。山東省黨外知識分子聯(lián)誼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山東文學》《百家評論》原主編，山東省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會、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山東省莫言研究會副會長。第八、九、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六、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第九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評委。先后出版學術專著8部，合著5部，發(fā)表文學研究和影視評論文章500余篇。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社科研究項目多項。獲山東省優(yōu)秀教師、山東省師德標兵、山東省教學名師、山東省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等多項榮譽稱號。

編者的話：

今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5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不僅是軍事的勝利，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文化的勝利。在抗戰(zhàn)中，文藝充分發(fā)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直至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藝風格的形成和發(fā)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為此，本期講壇特別邀請李掖平教授撰文講述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思想藝術價值。

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5周年之際，本文謹以深致的虔恪與誠敬，在“抗戰(zhàn)文藝”的文學譜系中選出1931-1945年間社會影響力重大、文學史學意義深遠的小說與詩歌代表性創(chuàng)作，對其產生的巨大社會反響及其民族抗爭精神基因在當下傳承的思想藝術價值，進行簡要的梳理評估，以向抗戰(zhàn)文學致敬。

抗戰(zhàn)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

縱覽抗戰(zhàn)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東北作家群”是其中成就較高且特色十分鮮明的一支創(chuàng)作團隊。1931年后，以蕭軍、蕭紅、白朗、李輝英、端木蕻良為代表的一批東北作家先后流亡到關內，分別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學》《中流》《光明》《文學季刊》《文學雜志》以及綜合性大型刊物《國聞周報》《東方雜志》的文藝專欄上發(fā)表多篇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其題材基本都是其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的東北地區(qū)中華兒女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跡和對故土家園的深情懷念，文字充滿了為民族為故鄉(xiāng)歌與哭、鼓與呼的戰(zhàn)斗激情，發(fā)表后在當時文壇和廣大讀者群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后被文學界冠以“東北作家群”這一特定稱謂。

“東北作家群”的小說創(chuàng)作，以粗獷宏大的風格和濃郁鮮活的東北地方色彩，描寫反映了處于日寇鐵蹄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字里行間燃燒著對侵略者的仇恨怒火以及對父老鄉(xiāng)親的深情懷念和渴望早日收回國土的強烈愿望。1935年7月，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出版，魯迅為之作序：“我卻見過幾種述說關于東三省被占的小說，這《八月的鄉(xiāng)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小說通過描寫“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的一支抗日隊伍在饑寒交迫的困境下與侵略者殊死搏殺的故事，在中華民族危機深重的緊要關頭，以抗日救國時代強音的吶喊，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殊死抗擊日寇的思想主題。作品中對抗日戰(zhàn)士們不懼生死、奮勇搏擊敵寇的生動描寫形神兼具，至今讀來讓人感動感佩不已。這支小小的東北抗日隊伍盡管受到敵人的層層阻擊，卻始終意氣高昂，他們互相攙扶著高唱《國際歌》，在槍林彈雨中艱難前進，充分彰顯出“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人民同仇敵愾、英勇抗戰(zhàn)的偉大精神。從藝術層面來看，小說成功塑造了游擊隊長鐵鷹和知識分子肖明、安娜等抗日戰(zhàn)士形象，字里行間洋溢出濃郁的地方色彩和鮮活的生活氣息，具有粗獷、勁健、硬朗的風格特點。

端木蕻良的小說著力于捕捉、開掘和展示東北曠野大地的豐饒和血性男兒粗獷雄放的強悍生命力，于遙遠的邊塞風沙中，召喚古老民族中的原始的生命強力；在壯麗雄奇的自然景觀中，尋找人文變遷和民族的血脈。他注重方言的運用，又自覺地吸收電影蒙太奇手法來結構小說，想象力奇妙靈動，敘述帶有跳躍性，用筆舉重若輕，文字優(yōu)美生動，在小說體式上呈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創(chuàng)造。短篇小說《鷺鷥湖的憂郁》用詩意筆法描寫社會底層人民的貧窮和苦難，悲憤郁怒之情回蕩在平靜的敘述中，傳達出遭受壓抑的凄厲感。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通過對“九一八”事變給東北人民帶來的災難與痛苦以及由此激發(fā)起的抗日怒潮的描寫，對資本主義經濟滲透與壓迫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劇烈沖擊的刻畫，深刻揭示了步入20世紀以來中國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機，不僅燭照出社會底層的人們幾千年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而且發(fā)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隱微，展開了東北黑土地的歷史與現(xiàn)實、社會與文化的巨幅畫卷，是抗戰(zhàn)時期文壇上產生重要影響的力作之一。

蕭紅的小說創(chuàng)作從一開始，就特別專注于關于國民性改造與革命的獨特敘事。她傳承了魯迅“改造民族靈魂”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精神，并將其與革命敘事創(chuàng)造性地結合在一起，成功整合了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與左翼革命文學思潮，探索出一條具有個性特征的創(chuàng)作道路。中篇小說《生死場》以淪陷前后的東北農村為背景，以血淋淋的現(xiàn)實書寫，描寫反映舊社會農民的悲慘遭遇，揭露鞭撻了日偽統(tǒng)治下社會的黑暗。同時也表現(xiàn)出東北農民的覺醒與抗爭，贊揚他們誓死不當亡國奴、堅決與侵略者血戰(zhàn)到底的民族氣節(jié)。該作品以“奴隸叢書”的名義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引起了文壇的巨大轟動和強烈反響。魯迅為之作序稱贊說：“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p>

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通過描寫呼蘭河人對生命抱著麻木不仁的漠然態(tài)度、而在對鬼神的精神依附上卻又保持著極大熱情的生活狀態(tài)，通過講述普通民眾生命飽受欺凌和摧殘的悲劇故事，如小團圓媳婦的慘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馮歪嘴子一家的艱辛生活等等……揭示反映了呼蘭小城物質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蕓蕓眾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從藝術層面來看，小說一改傳統(tǒng)小說因果鏈條嚴絲合縫的敘事模式和結構章法，突圍文體局限，以一種非情節(jié)化的結構方式，實現(xiàn)了一種雜糅小說、散文、詩歌元素的文體創(chuàng)新。作者以原生態(tài)的視閾聚焦底層生存現(xiàn)實，以思想情緒的流動為軸心，在散淡的敘述中展示原鄉(xiāng)記憶與想象，通過多角度多側面的全景式描繪來為呼蘭城立傳。小說內容分為七個章節(jié)，每一章節(jié)皆可獨立成篇，并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必然的內在邏輯聯(lián)系，除了回憶的“我”之外，甚至連貫穿始終的人物也沒有。是“我”的自由聯(lián)想將眾多看似零散的生活畫面連綴起來，縱橫交織無邊伸展，以無組織的組織和無結構的結構，建構起一種別具一格的小說文體，史稱“蕭紅體”。茅盾先生贊譽這部小說為“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抗戰(zhàn)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

抗戰(zhàn)時期詩壇上影響最大的詩歌創(chuàng)作，當數(shù)田間、艾青和七月詩派。

享有“鼓點詩人”之譽的田間，是一位在需要鼓手的抗戰(zhàn)時代產生的“時代的鼓手”。他的詩，是戰(zhàn)斗者的心懷暢抒和現(xiàn)實血熱的鼓噪。他把為革命斗爭為民族解放而奮力吶喊作為自覺的創(chuàng)作追求：“我要使我的詩成為槍，———革命的槍”。他用明朗而跳動的情緒串連起富有感性的生活景象———灰色無笑的平原、血腥的空氣、憤怒的河流、燃燒的森林、戰(zhàn)斗的春天的路……詩作處處流蕩出原生樸拙的田野氣息和高亢激越的情緒感召力。對此，聞一多給予高度評價說：“它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tǒng)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著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在這大地上?！逼浯碜鳌都偈刮覀儾蝗ゴ蛘獭?，以形象化的鼓動標語和精彩的詩的宣傳畫，激勵人們?yōu)槊褡褰夥哦鴳?zhàn)斗到底：“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寫于1937年的《給戰(zhàn)斗者》，更以閃電式的跳躍節(jié)奏，抒瀉了狂風驟雨般騷動咆哮的情懷：“我們／必須／戰(zhàn)斗了，／昨天是忿怒的，／是狂呼的，／是掙扎的，／四萬萬五千萬呵!／斗爭／或者死……”短句的分列短促、干脆，給人一種鏗鏘的力量，表達出一種激越的情緒。這種催人奮進的感情暴烈真摯，給人以火辣辣的炙烤。其抒情的強度和力度，與《女神》火山奔突式的情緒噴發(fā)一脈相承。

艾青在抗戰(zhàn)時期的詩作，以最屬于自己也最屬于時代的獨特語言與姿態(tài)，抒發(fā)著中國大地的永恒苦難和深刻悲哀，宣告著對土地曠野至死不渝的摯愛；以宏闊高遠的歷史視野，深邃精警的哲學洞識，美麗崇高而憂郁的情緒氛圍，“自由而自己成了約束”的靈活開放的體式，顯示出一種深厚深沉的審美魅力。在他筆下，感知不僅是直覺經驗式的傳達，更是象征的能指；抒情不僅是個性心靈的呈現(xiàn)，更走向了普視性；哲理不再是純感興式的頓悟，而深入于沉潛審省的思辨性心理感受；象征也不再是簡單的擬喻，而閃爍出深邃的智性靈光。那輪“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滾來的“太陽”（《太陽》），決不僅僅是客觀物象的如實描述，它還是奮力抗爭的中華民族生命元氣的象征，它還寓含著光明必經戰(zhàn)取方可獲得、人民終將迎來新生的深刻哲理；那幅“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的畫面（《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涂染著的濃重悲愴和陰冷色調，顯然也不僅僅是大地景象的精確摹寫，它還是那一時代特有的苦難與悲壯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民族焦灼與躁動的時代情緒、社會心理的象征；還有那只即便死去也要把羽毛腐爛在土地里的“鳥”（《我愛這土地》），難道不是深摯的愛國者——詩人自我和廣大知識分子的象征性寫照？還有那支灼灼亮麗的“火把”（《火把》），難道不是堅貞不屈民族精魂的象征？難道不是個體生命只有匯入民族事業(yè)中才能真正實現(xiàn)最大價值的哲理寓含？還有那引人深思的“煤的對話”（《煤的對話》），難道不是中國人民歷史行進足音的象征？難道不是由此抽象出的對宇宙人生曠遠幽深的智性把握？……正是這種為真理、為正義、為祖國和民族奉獻甚至犧牲自己的崇高詩美品質，使艾青獲得了“時代的偉大歌者”之譽。

其他“七月”詩人和艾青一樣，不僅自覺承載起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而且自覺承載起提高新詩審美境界的責任。他們密切關注著抗戰(zhàn)時期血與火交迸激蕩的現(xiàn)實生活，卻絕不仿摹復制現(xiàn)實圖景；他們胸中翻滾著火熱而洶涌的激情，卻絕不赤裸裸地噴吐抒瀉，而是追求在感知的基礎上，涵融進激情、象征、哲理等多元因素的整合詩美品格。有的在感知性畫面中注入激情，以拓展較大的情緒空間，如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和彭燕郊的《雪天》；有的在形象和景物的描寫中暗含進某種哲理思索，以增加其蘊藉的深厚，如阿垅的《孤島》和魯藜的《泥土》；有的將象征融匯進具體感性的表層描寫之中，以獲得立體暗示的美感效應，如孫鈿的《旗》，不僅是部隊的一個標志，更是勇敢、莊嚴、勝利、力量的象征；再如冀汸的《渡》，透過“我們”渡河的實寫畫面，有一種更深層的抽象題旨存在著——那是處在危難困境中的中華民族在泅渡、在艱苦卓絕地掙扎行進的象征，是力量，是情緒，也是信念和希望的象征。簡而言之，“七月”的詩歌是扎根于抗戰(zhàn)生活土壤的歌唱，是與祖國人民的命運相聯(lián)系的苦難與戰(zhàn)斗的聲音，其詩作大都有一種鮮明的形象、清晰的主題、激越的情感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即使象征，即使思辨，即使理悟，也都較為清朗樸實，凸顯出激越豪放的詩美品格。

抗戰(zhàn)文學的價值與意義

抗戰(zhàn)文學之于今天的價值與意義，我認為有以下三方面：

一、 以上述作家作品為代表的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以一種精神方式參與了20世紀中國社會一段最重要的歷史構成，成功書寫了華夏兒女同仇敵愾、抗擊日寇、奮力御侮的偉大抗戰(zhàn)時代，以文學創(chuàng)作吹響中華民族抗爭的號角，建構起中華民族英勇抗戰(zhàn)的一座座文學雕像。

其文體涵蓋了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歷史劇等多種樣態(tài)，聚焦自東北三省淪陷到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再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抗戰(zhàn)歷史進程，或描寫抗日部隊不畏生死的前線鐵血廝殺，或記錄普通民眾為抗戰(zhàn)捐款捐物的自發(fā)行動，或揭露入侵日軍在“大東亞共榮”彌天大謊背后殺人如麻的殘暴罪行，或反映華夏大地從都市到鄉(xiāng)村可歌可泣的各種抗敵斗爭，以宏偉的史詩格局、磅礴的精神氣勢，多角度、全方位、具實化地描繪再現(xiàn)了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抗敵御侮、保衛(wèi)中華河山的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進程，鉤沉出中華民族在困厄中百折不撓、浴血奮戰(zhàn)、求變圖強的歷史發(fā)展邏輯。

二、 以上述作家作品為代表的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以中國文化中英雄崇拜的傳統(tǒng)母題，精彩闡釋了生命個體與國家、與人民、與時代之間的意義聯(lián)系，弘揚了中華兒女“位卑未敢忘憂國”“我以我血薦軒轅”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精神。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英雄崇拜”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一條“英雄敘事”的文學流脈：從啟蒙華夏的三皇五帝，到思想激蕩的諸子百家，從締造盛世的明君治臣，到抵御外侮的志士仁人，到“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普通民眾……大到一國一族一群，小到一家一人一書齋，在各個時代各個領域的歷史畫卷中，處處定格留印著昂然奮進的英雄身姿。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華民族在擺脫列強欺凌的生死搏斗中、在尋求獨立自強的血與火的考驗中，產生了難以計數(shù)的時代英雄。他們于戰(zhàn)亂流離中，在饑寒交迫里，抗擊強暴、抵御外侮、承擔國難、以身殉義，寫照著浩然大氣的歷史精神。從個體生命來看，他們有的是指點江山、運籌帷幄的偉人，有的是奮不顧身、勇于犧牲的戰(zhàn)士，有的則是無怨無悔、默默奉獻的普通人。從整體族群來看，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時代群像，是華夏族群堅挺不屈的鋼鐵脊梁，寫照著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三、 “抗戰(zhàn)文學經典”以較為豐贍的文本形式探索和較為精良的文學書寫，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文中提及的小說、詩歌作品，對中華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方式的基本遵循，對想象力、聯(lián)想力、象征力的有機聯(lián)通，對中國優(yōu)秀文學傳統(tǒng)和民間文化精髓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對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等多種創(chuàng)作方法和藝術形式的融匯與整合，以及在現(xiàn)代漢語言文字運用方面的豐富與雅正，已經成為抗戰(zhàn)時期特定的文學符號，為我們今天的文學書寫提供了有益的鏡鑒。

歷史是不能忘卻的，精神財富更不能丟掉。任何一個底蘊深厚昂揚向上的民族，都不會忘記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汲取發(fā)展的動力和營養(yǎng)，并將其視之為巨大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支撐。中華民族的紅色精神血脈，經由數(shù)千年華夏文明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革命歷史積淀生成，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所蘊涵的家國情懷、使命擔當和理想信仰，凝聚著天地精華，躁動著鄉(xiāng)野元氣，抒寫著生命激情，飛揚著中華魂魄，是一份最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實現(xiàn)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思想動力，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性支撐。

我們深知，是既鮮活著華夏大地大愛無言、大德昭昭的沉樸民風，更寫照著中華民族大悲大憫、大道大義的浩然國風的中國歷史、革命、土地、人性，構成了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的堅實沉厚的思想質地，激蕩起雄渾激越的藝術旋律，搖曳出美麗瑰奇的審美風情。我們堅信，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中華大地上的這些人和事、氣和神、韻和魂，還使我們感動著，還被我們記憶著、傳承著，紅色文學經典就能澤被華夏、引領風尚、提升人性，直至永遠，直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