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宮闕

漢魏洛陽故城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為東都。秦莊襄王封洛陽十萬戶給呂不韋，呂氏在此擴建。西漢初，高祖欲定都洛陽。但直到東漢，洛陽才再次成為國都。東漢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陽”；到了曹魏，“魏于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59年，第76頁）

東漢雒陽城沿用了秦、西漢時期的故址，南北縱達九里，東西橫至六里，號稱“六九城”（圖1）。全城四面各開設3門，共計12座城門，由城門校尉與司馬等官掌管。（《續(xù)漢書》卷二七《百官志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3610頁）其中的上東門還曾留下一段佳話。據(jù)《后漢書·郅惲傳》記載：一夜，光武帝劉秀出獵晚歸，最方便的途徑是進上東門，入城回宮，不料時任上東城門侯的郅惲卻拒絕開門。光武帝命侍者從城門縫里向郅惲講明情況，以為再怎么也得給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惲偏是個死腦筋，竟以“火把照得太遠了，看不清來人”為理由，硬是不開門。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氣也忍下，另外繞道，最后從中東門入了城。哪知郅惲不依不饒，第二天還上書一道，先從周文王顧念百姓、不肯擅自游獵取樂講起，話鋒一轉：“如今陛下卻為了一己之好，跋山涉水去打獵，并且還日以繼夜不知節(jié)制，試問把社稷宗廟置于何地呢？就好比空手搏虎或徒步渡河，如此冒險難成之舉，真是小臣最為憂慮的。”光武帝確是一位難得的君主，得此上書的反應是，貶給他行方便的中東門侯為參封尉，而賜布匹給郅惲，以嘉賞其忠于職守。（《后漢書》卷一九《郅惲傳》，第1031頁）

圖1東漢雒陽城復原示意圖（王繡、霍宏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雒陽城內面積廣大的南、北宮，均為包含若干宮殿的建筑群，附近有衙署、倉庫及其他小型宮苑等。漢末《古詩十九首》里的“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指的便是南、北宮。兩宮的地位發(fā)生過轉移，最早以南宮為重。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稱帝并定都雒陽，便居住在南宮卻非殿；14年后，南宮前殿建成，遂以前殿為正殿。南宮在整個東漢時期均為皇帝受群臣朝賀議政、國家舉行重大儀式的地方。而漢明帝永平三年（60年）至永平八年（65年），修建北宮及諸衙署。建成后，重心漸移北宮，其中天子臨朝及宴饗朝儀的德陽殿、百官朝會殿、引見群臣的宜明殿、東宮承光宮等，每一處都對國家命脈有著重大影響力。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宮外。北宮的東北方向，設置有皇家糧倉——太倉、武器庫——武庫；南宮的東南，則有最高行政機構，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雒陽城共計24條大街，南宮的西北有雒陽三大工商業(yè)區(qū)之一的金市，城內東部還分布著社會上層人士的住宅，如步廣里、永和里等。（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頁）

章帝時期的梁鴻——那著名的“舉案齊眉”之典便出于他與夫人孟光——曾經路過雒陽，登臨城北邙山南望，目睹都城勝景，觸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2013年，第166頁）以抒發(fā)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

顧覽帝京兮，噫！

宮闕崔嵬兮，噫！

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將雒陽城焚毀殆盡，僅存殘垣斷壁。后來曹魏文帝曹丕復建洛陽宮，采用單一宮制，于東漢北宮舊址上營建。魏明帝曹叡在魏文帝營建的基礎上大規(guī)模興建宮殿區(qū)，恢復了皇都氣派。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位于今天洛龍區(qū)、孟津縣及偃師市三地交界之處，站在310國道高架橋上可以遠眺一片廣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寬大的白色大棚出現(xiàn)于地平線上，那是正在進行考古發(fā)掘的宮城遺址（圖2）。據(jù)說目前已發(fā)掘了太極殿、太極東堂等遺址。太極殿始建于三國曹魏時期，北魏重建，北周改建。遙想當年，“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漢詩》卷一二《古詩》，載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29頁）而今那故都的金碧歷經了滄桑，悉數(shù)在歷史的波濤起伏中影影綽綽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麥田，無言地昭示著冥冥中的興亡。

南郊太學

如果說雒陽城內的規(guī)劃，重在烘托政治的威儀肅穆；那么城南則成為禮制、科技與文化教育的淵藪。雒陽城南，建有祭祖、祭社、祭天的明堂、辟雍與靈臺，稱為“三雍”。其中，靈臺是用于觀測天象、以正律歷的高臺建筑，從東漢中元元年（56年）建成開始，使用至4世紀初，對古代的天文事業(yè)發(fā)揮過重大作用。據(jù)考古勘查，東漢靈臺遺址整個范圍達4萬余平方米。這座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天文觀測臺遺址，位于今偃師市佃莊鎮(zhèn)崗上村與大郊寨之間，如今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夯土臺。東漢著名的科學家張衡就曾在元初二年至永寧元年（115—120年）、永建元年至陽嘉二年（126—133年），先后兩次任職太史令，主持了靈臺的天象觀測及研究。（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第59—63頁）

雒陽城南郊還有太學，位于今偃師佃莊鎮(zhèn)太學村西北，洛河南岸。據(jù)考古發(fā)掘，遺址南北長220余米，東西寬160余米，四周有墻，各設一門；遺址內有大面積的夯土建筑基址，內有一排排呈東西向或南北向的長方形房基。太學是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我國古代官方的最高學府，始創(chuàng)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5年），而東漢太學則起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東漢太學貫穿了本朝近兩百年的歷史，曾經由順帝詔修后，規(guī)模宏大，太學生最多可達3萬余人。靈帝熹平年間（172—178年），樹立由蔡邕等學者以隸書體刊刻的熹平石經。直到東漢末年董卓入洛，太學被毀于戰(zhàn)火。但曹魏、西晉、北魏皆在原址復修太學，曹魏時期亦刻石經，卻難以再現(xiàn)東漢的盛況。西晉太學因永嘉之亂被毀，北魏復修，終因高歡執(zhí)政后將洛陽太學的石經遷往鄴都而損失過半，走向徹底的消亡，即使后世學者用力甚勤，四處搜尋石經，也不過是殘余之物，讓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學遺址，我們只能從留存下來的漢魏石經殘塊上，去想象昔日詩書斯文的盛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圖3）、洛陽博物館等文博考古機構皆收藏有漢魏石經殘塊。（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第39—43頁）

說起東漢太學的石經，便不能不提到蔡邕。這位流傳千古的著名學者，精通經史、辭章、術數(shù)、天文、音律、書法，被時人稱作“曠世逸才”。但他憑借書生意氣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開于朝局錯綜復雜的東漢晚期，雖然他殫精竭慮，卻并不為君所用，屢受挫流放，最后還在董卓治下進退兩難，付出了生命代價。只是雖身陷政治斗爭漩渦，蔡邕始終未曾放棄對學問修養(yǎng)的追求與秉持。在早年任議郎時，他不滿于當時的儒家經籍“文字多謬，俗儒穿鑿”情況，熹平四年（175年），與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經文字獲準后，自書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論語》等）于46塊石碑上，讓工匠鐫刻，立于雒陽太學門外，這便是“熹平石經”。史載當碑立好后，“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保ā逗鬂h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0頁）

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親傳，博學有才辯，擁有極高的文化修為及天賦。不過蔡文姬的命運跌宕起伏，一生三嫁，中間一次是因戰(zhàn)亂被掠入胡地，嫁給南匈奴左賢王；入胡地十二年后，才被曹操贖回，卻又不得不面對與在胡地生育的二子的生離別。蔡琰留下了《悲憤詩》，訴盡亂世征戰(zhàn)中女性顛沛流離與撕心裂肺的坎坷經歷，其對生命發(fā)出真實深刻的困惑與叩問，觸動了無數(shù)人的心懷。

從某個角度來看，蔡氏父女的命運與其所彰顯出的精神，可以說是東漢晚期士人的經歷寫照與宿命代表。東漢最為典型的知識分子是太學生，這一群體并非書齋學者，而對政治有著強烈訴求，因而被斥之為“黨人”，在東漢晚期曾兩度遭遇過“黨錮之禍”。他們中間出過許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躍于順、沖、質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學以致用，政績頗豐，后因不肯立劉志為帝，與操縱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終被殘害。更讓人感佩的是他的氣節(jié)風骨并未止于其身，還延續(xù)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后，他的兩子接連被害，唯獨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謀劃下，隨父親門生王成亡命徐州，隱于市井做起商仆，才終于死里逃生，其年不過十三。十余年后梁冀被誅，李燮得以返還鄉(xiāng)里，姐弟重逢，悲感旁人，生死世事無限滄桑。李燮被征為議郎，靈帝時拜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當無道的安平王被黃巾軍掠后，他勇于上奏不宜復其王國，其名聲廣為流傳，京師人譽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p>

固然東漢儒士有激揚名聲、意氣用事的弱點，并且在與外戚宦官的政治斗爭的背后往往也牽涉利益集團的糾葛，無休止的斗爭使得朝綱國體雪上加霜。但從另一方面講，那些儒士和太學生為此除了必須承受個體生命與意志上的摧殘磨難，還必須面臨一種家國情懷的重創(chuàng)。誰又能說，背后支撐他們的又沒有一份對國運的憂患與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溫東漢太學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被一個時代所記錄的知識分子群體，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氣質；還因為從這個群體身上，能夠感覺到當時雒陽城的溫度與呼吸。畢竟城市對人群思想氣質的影響和塑造，是潛移默化又難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東漢的雒陽城，到底是怎樣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樣一批驚世駭俗、勇于擔當?shù)娜后w？

北邙冢墓

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個王朝相繼建都于漢魏洛陽城，輝煌與衰亡在這里此起彼伏。這座城市曾幾度在戰(zhàn)火中毀滅，如同人的生命一樣，在生與死中循環(huán)往復。比如漢末曹植隨父西征馬超時，所見的雒陽城便不再是“宮室崔嵬兮”、“洛中何郁郁”，而是“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曹植《送應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頁）

除了感嘆城市之亡，人們也哀嘆生命的沉?。骸膀屲嚿蠔|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保ā稘h詩》卷一二《古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32頁）這說的便是北邙山。歷經數(shù)朝，邙山墓葬可謂是封土相望、層層疊壓，以至有“邙山無臥牛之地”的民謠。如今可知的洛陽漢魏墓葬數(shù)以萬計，今選擇帝陵、皇室成員墓、官吏墓及壁畫墓等四類墓葬，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洛陽。

第一類為帝陵。東漢是古代陵寢制度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時期，（韓國河：《東漢北魏陵寢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討》，《文物》2011年第1期）其意義非凡。漢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正月，原該要拜謁原陵。一夜明帝“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后漢書》卷一〇《皇后紀》，第407頁）于是挑了個黃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這實際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賀皇帝的“元會儀”、飲酎禮、部分宗廟祭祀禮，合并至陵寢處成為“上陵禮”，大大提高了陵寢在祭禮中的地位。史書關于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寫他“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給兄弟劉蒼去信講：“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凄愴，如何如何！”（《后漢書》卷四二《劉蒼傳》，第1438頁）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懷，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陽分布有11座東漢帝陵，其中5座位于漢魏洛陽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及靈帝文陵。另外6座位于洛陽故城東南方的洛河以南，即明帝顯節(jié)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與桓帝宣陵。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陸續(xù)對洛陽的東漢帝陵進行實地考察，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一工作形成系統(tǒng)規(guī)模。“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的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fā)掘項目，通過發(fā)掘北邙山上的五座帝陵陵園遺址，主要解決了陵園的整體布局、陵園建筑結構，以及相關遺跡的性質、年代、內涵等問題，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復原。（《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終評會》，內部資料，2018年，第53—55頁）

北邙三十里鋪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稱“大漢?！保▓D4），其歸屬存在爭議。清乾隆年間的龔松林考訂此冢為明帝顯節(jié)陵；但陳長安先生則認為大漢冢應為安帝恭陵；另外根據(jù)韓國河、嚴輝兩位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漢冢應是光武帝劉秀的原陵。（韓國河：《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tài)度》，《光明日報》2018年6月25日；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邙山東漢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國文物報》2006年11月3日）

大漢冢封土形制為圓丘形，夯筑，如今已是草木覆蓋。取徑登頂，四周皆為平地，向北眺望可見俗稱“二漢?！钡牧硪蛔馔炼眩▓D5），陳長安先生認為那是安帝長子順帝的憲陵，再北為“三漢?！?，三冢南北縱列一線，相距一里余，是為家族墓葬序列。大漢冢和二漢冢之間，開辟出連霍高速公路，車行寥寥，并未打破周圍的寂靜與空曠。浩浩蕩蕩的風穿越而來，大漢冢頂?shù)碾s草灌木被吹拂得跌宕不休，似乎想要訴說邙山上那幾千年光陰的悠茫。

第二類為皇室成員墓。近年，洛陽市寇店鎮(zhèn)西朱村南發(fā)掘了一座曹魏時期的高等級皇室墓葬，位于邙山以南的萬安山。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組成（圖6）。據(jù)考古工作者推測，這座墓葬為魏明帝墓的袝葬墓。如今，這座大墓敞開露天，稱為“大揭頂”。位于考古工棚下，站在墓坑頂部地面邊緣，即可將地下墓室的建筑布局看得一清二楚。大型斜坡墓道由考古工作者架設了保護支架，沿坡道深入地下十數(shù)米，通過甬道，便進入到墓室內部。墓室的前、后室交界處還殘留著磚券頂，據(jù)稱前室磚壁上發(fā)現(xiàn)過殘存的壁畫，但壁面剝落嚴重，難以辨認。后室留有放雙棺的痕跡，由此推測為合葬墓。

第三類是官吏墓。2009—2010年洛陽連霍高速改擴建時，在邙山大漢冢東側發(fā)掘了曹魏時期的曹休墓。這是一座長斜坡墓道磚券的多室墓，由墓道（圖8）、甬道、墓室等組成。后室、北側室、西南側室分別安葬墓主人及合葬者。出土器物80余件，主要有陶器、銅器、鐵器、金銀飾等，其中后室中部出土一枚銅印，篆書白文“曹休”兩字，證實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年代。（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大漢冢曹魏貴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從連霍高速主路下來，走一段鄉(xiāng)間小路，便可以到達曹休墓。從有些陡峭斜向的墓道下去，光線逐漸變暗，經過甬道，進入墓室內部后需要電筒照亮。墓室由前室、耳室、北側室、南雙側室、后室等6個室組成，均為拱券頂。據(jù)考古報告稱，“甬道及各墓室內壁均有飾白灰跡象，且發(fā)現(xiàn)多處紅色彩繪，但脫落嚴重，是否存在壁畫不能確認。”確實，墓室內是一個與外面陽光燦爛的人間截然不同的存在，漆黑并陰冷，曾經所藏器物已交由文博部門保管。電筒光束所及，只能依稀辨別近身的墻壁與室頂，置身于那些黑寂中千余年前的磚與土之間，仿佛能夠嗅到那絲絲塵埃落定、死生陌路的決然。

曹休是曹操特別中意的一名戰(zhàn)將，被曹操譽為“吾家千里駒”，還是曹丕的顧命大臣。他去世時，曹植專門寫過一篇《大司馬曹休誄》，以抒哀痛。曹植這位在詩酒中流連了一生卻又不甘、因此注定抑郁糾結的才子，也和洛陽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黃初三年（222年），31歲的曹植被封為鄄城王，在這次入洛受封、返回鄄城的途中，路過洛水，他以無與倫比的才思與想象，借助筆墨將心中久積的苦悶郁結盡情迸發(fā)出來，創(chuàng)造了名動千古文壇的洛神，濃墨重彩地向世人宣布他在洛水有過怎樣一次動人心魄的奇遇。他筆下的女神，源于楚辭的浪漫多情，也來自漢賦的驚才絕艷，她自古老的湘江一路走來，走向漢魏的洛水，曾由生入死，又最終從死亡中獲得永生。這種對死亡的獨特審視角度，向現(xiàn)代人展示出古人生死觀的一角。

第四類為壁畫墓。如洛陽西漢的卜千秋墓，便是一座繪制有想象瑰麗壁畫長卷的空心磚室墓。在墓室主室、墓門與后壁山墻之間的墓頂平脊內側，用線條與色彩畫出一幅墓主人升仙圖。這幅長卷長4.51、寬0.32米，共計1.44平方米，略微狹窄的長條上，從左到右依次有女媧、月輪、羽人、五靈（即青龍、白虎、朱雀、麒麟、魚婦）、西王母、玉兔、卜氏夫婦、伏羲和日輪，夾雜著云氣繚繞。主室墓門門楣繪制句芒神，后壁山墻畫出方相氏與龍虎圖。方相氏是儺戲中帶領12種兇獸驅魔的主帥，如《續(xù)漢書·禮儀志中》記錄了東漢洛陽大儺活動的過程。（王繡、霍宏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頁）在原本冰冷恐怖的墓室里，亡者卻置身于神人、神獸環(huán)繞保護的祥和仙境中，并且被引領著走向升仙之路，這種藝術想象暗示于一種無常流變的基調中，希冀浪漫瀟灑、獲得安撫慰藉的終極關懷。

西晉的文人張載登北邙曾作《七哀詩》：（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740—741頁）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室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郁膴膴。

……

在詩人的感慨之外，死亡作為一種無可逃避的絕對存在矗立在每個人的生命終點，漢代人為此以“事死如事生”的審慎態(tài)度來處理和想象死亡，憑著這份洞徹與達觀，他們不僅賦予生死以崇高感，也滋養(yǎng)、拓展了藝術的無限天地。

對于人類個體，至大莫過于生死；對于一座建筑，存在莫過于興廢；對于一類精神共同體，功罪莫過于春秋；對于一個王朝，意義莫過于榮辱存亡……而漢魏洛陽城將這一切見證目睹、容納涵蓋，但她不言不語，以一種靜默長深的姿態(tài)，頑強地抵御著人世的喧囂與光陰的磨蝕。洛陽城將成敗等閑視之，雖然卑渺如滄海一粟的生命個體，龐大如轟轟烈烈的一代王朝，她都慎重以待；但同時又持有莊生“無己、無功、無名”的逍遙游無待之精神，不為一時一地的得失所滯。紛紜騰突，谷靜山空，一切留于世人評說，她只平靜地走過自己的歷史，走向自己命運歸宿的地平線，走進我們每個人似曾相識的心底?！叭魡柟沤衽d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保ǎ鬯危菟抉R光《過故洛陽城二首》，《司馬光集》第一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5頁）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識》2018年第9期，作者李重蓉任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文圖均有所增補。本文寫作得到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徐嬋菲女士、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繼鵬先生、洛陽師范學院張鴻亮先生的幫助，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王楊梅同學提供較多圖片，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