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的碑林里有一些殘碎的石碑，雖說它們表面上都已經殘破不堪，完全不能和碑林中的其他又高又大的碑刻相媲美，但這些石碑卻仍然被人們非常小心的保護起來，這是為什么呢？原來，這些現(xiàn)在表面看上去殘破不堪的石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經書——熹平石經的殘片，中國的學術和書法以及鐫刻水平的第一次完美的結合就是熹平石經。上面曾經密密麻麻刻滿了經書。有人要問了，為什么要把經文刻在石碑上呢？

我們知道，漢武帝為了統(tǒng)治天下人的思想，實行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此儒學一躍而成為封建的正統(tǒng)學說。西漢中后期，儒學大師們針對當時社會各項制度不完備的現(xiàn)實，用儒家經典闡述微言大義，有的人還直接參與到國家政治治理中去。東漢建立之后，儒學研究日益細致化、學術化，研究古文經學蔚然成風。古文經學家注重文字的訓詁與考證，隨著他們對古文字研究的深入，迫切感到要盡快規(guī)范經文的書寫來規(guī)范整個學術的風氣。而今文經學家講究義理之學和經世致用，用所謂的“微言大義”的方法，不顧文獻本身的意義而牽強附會地望文生義。儒家經典的今古文之爭越演越烈，東漢朝廷為了平息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又因為許多爭論是因文本的文字或句子出現(xiàn)的差別而起。

于是在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議郎蔡邕、張訓等上書要求正訂六經文字。靈帝批準后，蔡邕、張訓等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經典選定正本、訂正文字。由于當時正值碑刻盛行之際，七種典籍便被用隸書刻于石碑上，作為經書的標準版本，成為我國第一部官定石刻經本。利用碑刻的形式來統(tǒng)一今古文之爭，也反映出這些學者們希望自己所作出的書寫規(guī)范能和石碑一起流傳千古的內在心理。

在鐫刻石碑前，首先由學者們對漢代通行的經學流派經書文本進行參考比較之后，選擇其中最好的本子，確定為經書的標準文字；再由當時書法第一流的國手蔡邕用朱砂筆以隸書在碑石上寫好經文；最后工匠依文鐫刻。這項工程從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歷時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約20萬字。這部石經因刻于熹平年間，又只有隸書一種字體，故稱“漢石經”、“熹平石經”或“一字石經”。

熹平石經鐫刻竣工后，立于洛陽郊偃師縣太學（當時國立最高的學府）的門外，碑石均為長方形，約高1丈、寬4尺。碑頂以瓦屋覆蓋，碑下有座。每碑雙面刻文，經文自右向左直行書刻。這項由最高統(tǒng)治者欽定、規(guī)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當時引起極強的轟動?！逗鬂h書·蔡邕傳》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陌”，其盛況可見一斑。

可是如此氣勢宏偉的石碑僅僅輝煌了七年，便開始了它多舛的命運。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董卓退守長安，臨走之前放火燒毀洛陽城，其下屬則對偃師的太學肆意破壞，石經開始被損壞。到了南北朝的時候，北齊高澄將石碑從洛陽遷往鄴都，結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運到鄴都的還不到一半。

隋朝開皇年間，又從鄴運往長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視，競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貞觀年間，魏征去拯救這些文化瑰寶時，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殘片。

1931年，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從洛陽買到《熹平石經》殘石，兩面存字450字，非常珍貴。1936年運抵西安暫存文廟。當時日寇已逼近潼關，并開始對西安空襲。受命保存《熹平石經》的省考古會委員張鵬一先是將其埋藏于碑林東院。1939年，為了更好的保護石經，張鵬一又挖出了它乘騾車冒險出城，歷盡千辛萬苦將石經運回家鄉(xiāng)富平縣董南堡村，吊掛在家中一口枯井內，并要求家人不準隨便開啟井蓋，不準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張鵬一病逝于家中，臨終前一再囑咐家人要悉心保護石經，一定要完璧送歸于右任。

抗戰(zhàn)勝利后，張鵬一之子張午中惟恐石經發(fā)生不測，寫信給于右任的好友張文生，希望其將殘石盡快設法運走，后來張文生將《熹平石經》殘石運至三原民治學校，不久又轉運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陜西文管會派人從三原運回殘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結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規(guī)模浩大、氣勢宏偉的熹平石經，是東漢時期尊崇儒學、風行隸書、碑刻盛行的結晶。它作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家經典石刻本，對校對版本、規(guī)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說現(xiàn)在完整的熹平石經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自宋朝之后，不斷又有殘石出土，據說現(xiàn)在已經集存了8000余字，終于也可以讓我們一窺熹平石經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