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先生離開我們了，人們還在懷念他，因為他做的那些事，說過的那些話，寫下的那些文字值得人們去懷念。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和藹可敬的長者，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神態(tài)。他滿腹詩書卻謙遜好學，他命運多舛卻初心不改，他待人隨和卻心有主見，他歷經滄桑卻童心未泯。他把自己的人生，全部融入到了中國的文物古建事業(yè)中。我在文化部工作時，羅先生常以口頭或書信形式與我探討他關于古建筑保護的一些理念和建議。記得有一次，他到我辦公室談了很久，我們的話題主要圍繞古建筑保護不僅要有“形”還要有“魂”，建筑遺產應該“形神兼?zhèn)洹钡?，實際上所談內容已經涉及了以后被廣泛認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羅哲文

《羅哲文全集》 羅哲文 著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宋《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示意圖（廳堂）

山東沂南古畫像石墓剖視圖 選自《羅哲文全集》

當人類在追求經濟發(fā)展目標的時候，往往容易忽視祖先留下的遺產，忽視我們代代相依的精神家園。讓人欣慰的是，在中國文物界正是有著一批羅哲文先生這樣的先覺者和先行者，他們能夠率先承擔起保護和傳承的責任，以自己的博識和行動，在全球化的颶風里保持著清醒，堅定地守護祖國的文化遺產?？v觀羅先生的一生，他一直在為保護古建不停地奔跑著，思考著，總結著，摸索著，他在祖國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許多足跡，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極具文獻價值和學術成果的文章。

創(chuàng)新是學術研究和科學進步的靈魂，也是一個民族保持文化生機的源泉和動力。羅哲文先生從文化自信出發(fā)，結合中國古建筑實際情況所創(chuàng)立的中國特色古建保護維修理論，讓中國在世界文物修復領域有了一席之地。這個理論的重要成就，就是將中國的磚木結構古建筑和西方的磚石結構古建筑區(qū)別開來。中國的古建筑保護曾經在很長時間里受到西方尤其是蘇聯(lián)古建筑保護理論的影響。西方古建筑保護理論以《威尼斯憲章》的“整舊如舊”為核心要義，比如羅馬斗獸場的修復。不過就中國古建筑而言，羅先生認為這種“修”其實等于不修，它更適合西方的石頭，卻不適合東方的木頭。羅哲文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木結構建筑修復的“原型制、原結構、原材料、原工藝”的“四原”原則，以及以此為核心的中國特色文物古建筑保護維修理論，這是他對中國古建的重大貢獻之一。這一“四原”原則和他此前提出的“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管理”的“四有”措施，即文物保護單位要“有保護范圍，有保護標志、說明，有保護機構或專人負責，有科學記錄檔案”的思想，被文物界形象地稱為“兩個四”，并成為一種共識，被寫入國家的文物保護法規(guī)和準則中。

文化的先覺和先倡是中國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征。這種特質表現(xiàn)在他們能對當代文化走向和所呈現(xiàn)的問題，以理性的思辨和超前的眼光開拓出新的視野，并推向新的境界。羅哲文先生作為中國文物界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努力，也使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如2000年，世界遺產大會通過“凱恩斯決議”，其中作出的每年“一國一項”的規(guī)定嚴重限制了中國這樣一個遺產大國申遺工作的推進。羅哲文發(fā)現(xiàn)了“凱恩斯決議”在“擴展項目”方面的“漏洞”，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捆綁式”申遺的做法。至2004年世界遺產大會補上這一“漏洞”的四年時間內，中國共有12個項目以擴展方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截至2016年7月，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共有50項，羅哲文所提出并被當時聯(lián)合國所認可接受的理念，相當于給中國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

羅哲文也是較早地關注到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辯證關系的專家學者。1989年，羅哲文在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亞洲古城保護原則與方法研討會”時，就提出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既要保存古建和文物史跡，還要保存詩歌、音樂、編織、冶煉、烹調、服飾、民俗風情等無形物”的理念。他在與我交談時也多次提到，古都北京，如果只有故宮、天壇，而沒有京劇、相聲、景泰藍、烤鴨、豆汁等，那就遜色多了……所有的歷史文化名城都是一樣，既要有有體有形的文物古跡、古建筑，也要有有聲有韻、有品有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對文物保護事業(yè)愛之情切，惜之如身，使羅哲文成為文化遺產申報的熱情推動者和爭取申報成功的不懈努力者。1985年，羅先生與侯仁之、鄭孝燮、陽含熙等四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聯(lián)名提出我國應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提案，當年便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次年中國便開始了申報世界遺產名單，并自此穩(wěn)步推進。此外，他還是推動大運河申遺的首倡者。1961年，羅哲文提出京杭大運河應該整體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京杭大運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2005年，在羅哲文提出運河申遺應該同時申報文化、自然、非物質三重遺產時，這一提法在當時尚未被廣泛認可和接受，直到2014年羅先生去世后，京杭大運河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客觀地反映出，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舞臺上，我國的文物界不僅是不缺席，我國的文物工作者更是具有超前眼光、前瞻意識，以及強烈責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先行者。

在文物古建修復的具體工作上，羅哲文表現(xiàn)出了開放的思維，他既堅持原則，又不拘泥于成規(guī)。對于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如何進行文物保護工作時，羅先生提出要將保護與發(fā)展協(xié)調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協(xié)調發(fā)展的觀念。他說，不論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還是名鎮(zhèn)、名村的保護，都不能單純地只重視保護工作，同時還要重視和關心老百姓的安置。保護歷史名城、古村鎮(zhèn)及文物，都是為了群眾，群眾才是保護的主力軍，不能把群眾看成是對立面。他認為，合理利用與保護好文物建筑密不可分，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他常說，文物工作的全部內容應該是保護和利用兩個方面，缺少了任何一方面將是不完整的。再簡單一些說，就是“一保二用”或稱“保是前提，用是目的”，二者缺一或偏廢均不可。文物工作的“保”和“用”，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只有保護得好，才能更好地發(fā)揮作用。同樣，也只有更好地發(fā)揮了作用，才能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些都是羅先生為建立中國特色文物保護與建設理論、實踐科學體系方面所進行的積極探索。

文物的保護與利用始終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特別是在城市的建設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中如何解決好保護文物的問題，始終是當代人要面對的課題。羅先生平素性情寬和，但每遇事關文物保護的問題往往變成一個“倔老頭”，他在文物保護的原則問題上堅持己見，毫不退讓，但卻能因勢利導化消極為積極，化阻力為助力，從而不斷化解危機，最終找到保護與發(fā)展之間的平衡點。像蘇州山塘街、杭州河坊街等歷史街區(qū)的拆與留，都在他幾赴現(xiàn)場的努力中，幾經苦口婆心，從而化險為夷，最終當地政府與群眾欣喜地接受了羅先生的建議，如今這些古老的街區(qū)又煥發(fā)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文化是靠積累并有傳承脈絡的。羅哲文先生出生在四川宜賓的一個山村里，16歲的時候，在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里，他走進了聚集著當時一批中國文化精英的小鎮(zhèn)李莊，從此他在中國營造學社追隨梁思成、林徽因，開始了他一生的古建生涯。在李莊，羅哲文在專業(yè)方面不斷學習、進取，直到晚年都不忘初心。他后來那些關于保護和利用文物的工作理念，實際上都源自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治學思想的延伸和發(fā)展。李莊時期，在林徽因的指導下，羅哲文學英語、文學藝術、書法、攝影、測量、機械修理、繪圖；到清華大學之后，他利用業(yè)余時間旁聽，接觸了測量學、工程力學等相關學科。他一口氣選學了英、俄、德、法、日五門外語，并利用所學翻譯了蘇聯(lián)建筑文獻。攝影是他癡迷一生的學習工具和生活伙伴，這個愛好一直堅持到最后一次出行。在文物界，大家都稱贊他，認為羅先生的詩詞、書法、攝影首屈一指。

羅哲文先生傾其一生，為文物古建的保護嘔心瀝血，樂此不疲。有人搞了一個統(tǒng)計：羅哲文對古建保護從1941年測繪佛光寺開始，持續(xù)了72年；長城保護從1947年勘測八達嶺長城開始，持續(xù)了65年；文物保護從1952年參加雁北文物勘察團開始，持續(xù)了60年；大運河保護從1961年提出保護大運河開始，持續(xù)了51年；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從1985年推動中國申遺開始，持續(xù)了27年；歷史文化群落保護從1981年發(fā)起評選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開始，持續(xù)了32年。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去探訪長城，一生登長城少說也有幾百次；因文物考察、申遺審查、古建維修等事宜，到蘇州近百次；參加遺產保護論壇不計其數，為保護文物奔走呼吁不計其數……這位可敬可佩的老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沒有停下來過。他一生篤學敬業(yè)，謙虛嚴謹，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獻給了中國文物保護事業(yè)。

羅哲文先生的離去是中國文物保護事業(yè)的巨大損失。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他走了，但他所留下的那些數千萬字的研究資料和文章著述，以及數萬張文物古建筑的照片，已成為一筆極其珍貴的文化財富?，F(xiàn)在，北京出版集團將羅先生各個時期發(fā)表的專著、論述、報告、詩詞、隨筆等數千篇文章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并付梓出版《羅哲文全集》，我相信，這不僅在傳承民族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在記錄時代精神、增強我們對自身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自信方面也大有裨益。

（作者系文化部原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