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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湍飛四溢的生活熱情，數(shù)千年前就寄托在觀花、賞花的活動中，但真正的插花藝術(shù)，也就是花道，卻要到唐代以后才興盛起來。

據(jù)說，古人的插瓶花靈感來自于佛教“供花”儀式的啟發(fā)。東漢時期譯為漢文的《修行本起經(jīng)》中說，佛出場的時候，“有一女持瓶盛華（花），佛放光明，照徹花瓶，變?yōu)榱鹆А薄ㄔ诜鸾探塘x中寓意本心清凈，不受塵俗玷染，用花供佛，可得“廣大福報”、“急速證得涅槃”等“十功德”。最初的瓶花，也就是把供養(yǎng)佛的花放置在盛有清水的器皿中，以保持其鮮艷盛開之態(tài)。

《南史》記載，南朝齊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母親病危，請僧人來做道場祈福。有人獻上蓮花供佛，僧人們用銅罌盛水，把花莖浸在里面以防迅速枯萎。蕭子懋見狀，跪在佛前發(fā)愿說：“若使阿姨因此和盛，愿諸佛令華（化）竟齋不萎。”“阿姨”是庶出子弟對生母的稱呼。據(jù)說蕭子懋的虔誠感動了佛祖，佛事連續(xù)做了七天，蓮花鮮艷如故，母親的病也痊愈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魏晉時期的瓶花還很難說是“插花藝術(shù)”，一方面，瓶花是供佛之用，與中國固有的賞花、詠花傳統(tǒng)還沒有匯合；另一方面，此時的瓶花只是折取花枝，簡單放置在器皿，沒有人的才思、情致的注入。若要成為真正的“插花藝術(shù)”，須得滿足兩個條件：第一，瓶花走進凡俗人生、日常生活；第二，人把瓶花看作自己藝術(shù)構(gòu)思、創(chuàng)作和審美欣賞的對象，將自身的生活追求和審美理想投射在花道上。

家家喜為俗，人人迷不悟

進入唐代以后，中國人的賞花熱情達到了無以復(fù)加的狂熱地步，花道就形成于此時。根據(jù)史書記載，唐代社會風行賞花、觀花，尤其嗜好牡丹，每年暮春，牡丹開放的時節(jié)，長安闔城老幼，不分男女，爭相尋花、訪花，“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白居易在一首《買花》詩中曾記述過這樣的盛況：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shù)。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家家喜為俗，人人迷不悟。

買花自然是為了欣賞的方便，但如果百朵牡丹，價格竟然高達“五束素”（二十五匹絹），那就有些離譜了。但也就是為著欣賞的方便，最大可能地把花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居室住所，才催生了種種花事?！堕_元天寶遺事》中曾記載過一種叫做“移春檻”的奇異發(fā)明：權(quán)相楊國忠的子弟們每到春天，就把各種奇花異草種植在柵欄中，下面用木板托起，裝上輪子，走到哪兒都要拉著，以便隨時觀賞——看來，這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花車”了！

當然，大多數(shù)人沒有這等財力，只能選擇將花枝折下，佩戴在身上，或插入瓶中，聊以盡興。詩人杜牧有一年興致沖沖，到長安城外的杏園春游，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園中百花憔悴，不禁發(fā)牢騷說：“莫怪杏園憔悴去， 滿城多少插花人?！边@里說的“插花”，大概還是簪花、佩花之類。不過，同時代插瓶花的風氣也興盛起來。晚唐人羅虬寫過一篇《花九錫》，對當時流行的插花藝術(shù)有簡要的交待：

花九錫，亦須蘭、蕙、梅、蓮輩乃可批襟，若芙蓉、躑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錫之乎？

重頂?。ㄡわL）、金剪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貯）、雕文臺座（安置）、畫圖、翻曲、美醑（賞）、新詩（詠）。

我們在“文房之美”中說過，“九錫”是古代帝王專用的儀仗，一般指賜給功勛卓著的將相。《花九錫》與“文房之美”中提到的《驢九錫》、《毛穎傳》等一樣，也是游戲筆墨的文字。不過，從中我們也能窺見唐代人插花的意趣和風尚：首先是對花的種類有所特定選擇，只有蘭花、蕙蘭、梅花和蓮花等才有資格入選；其次是花器精美華麗，如金剪刀、玉缸、雕文臺座等折花、插花所用工具和器皿等，均是精心打造的；最后，也是最關(guān)鍵的，插花不僅僅為了觀賞、悅目，還要有雅歌、美酒相伴，結(jié)合繪畫、音樂、詩歌等藝術(shù)形式進行綜合性的欣賞和再創(chuàng)作——“花九錫”實際上構(gòu)成了一個由花、工具、器皿以及詩、書、畫、酒、音樂等共同環(huán)繞起來的綜合了生活和審美等要素的生活藝術(shù)空間。插花不再是簡單地把花枝剪下、安放在器皿中，而是要充分發(fā)揮人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這就是花道的精髓所在。

這一生活藝術(shù)空間一旦打開，就吸引了無數(shù)的幽人韻士致力于此。自唐以后，中經(jīng)五代、兩宋，一直到明清時期，瓶花一直都是深受文人墨客眷顧的案頭清賞，花道的藝術(shù)不斷豐富、升華，涌現(xiàn)出一大批專門的花道著作，較為著名的有張翊的《花經(jīng)》、張謙德的《瓶花譜》、袁宏道的《瓶史》、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等，而那些圖繪生活閑情、閑事、閑賞的著作如《山家清供》、《清異錄》、《遵生八箋》、《長物志》、《考槃余事》、《閑情偶寄》、《枕中秘》等，也無不將瓶花列入?；ǖ赖男问胶鸵馊?，也彰顯于其中。綜合這些著作，我們可以從品花、擇器、制宜與清賞四個層面來理解花道。

品花

“品花”是花道的第一步?！捌贰本褪瞧吩u、品第，評定花的級別高低。花道之品花，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在各種不同的花之間進行甄別、評判。宋代張翊的《花經(jīng)》中把七十多種花分成九品，如“一品”有蘭、牡丹、荼蘼、睡香等，“二品”有瓊花、蕙、巖桂、茉莉、含笑等……如此依次品第，品級越低，種類越多。這種品評方式就像是為人物封官賜爵，暗含著古人特定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判斷。我們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等，因為它們自身或是有濃烈的香氣，或是生長于人跡難至的幽谷，或是外直中空，或是凌霜傲雪等自然習性，契合了古人對于“君子”之品行的期待和想象，在大多數(shù)的名花排行中位居前列。而其他被目為下品的花，則要屈居“奴婢”之列，在插花時作為陪襯之物。如迎春花、瑞香花、山茶花為梅花之婢，玫瑰花、薔薇花、木香花則供牡丹役使。制作瓶花時相間搭配，務(wù)求主次分明、濃淡相映，如此方能曲盡雅俗相諧之妙，不至流入孤俏凄清、曲高和寡的氛圍。

其二是在同一種花內(nèi)部進行品評。袁宏道《瓶史》中就在梅、海棠、牡丹、芍藥、石榴、蓮花、木犀、菊、臘梅等花中優(yōu)中選優(yōu)、拔其穎異，如梅當以“重葉綠花玉蝶百葉緗梅”為上，而“西府紫錦”則為海棠之冠……在他看來，“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俯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如果天生麗質(zhì)、傾城傾國的美人與艷冶俗媚的女子混淆莫辨，實在是暴殄天物！花亦如此，只有那些稟賦最細微、最敏感的藝術(shù)感覺的人，才能獨具慧眼，使奇花異木不至于埋沒在姹紫嫣紅的花海中。

花開有四時之別，每種花中又有品第之高下。古人將這兩種“品花”方式相結(jié)合，就能在四季之中，選擇最恰當?shù)臅r鮮花朵來制作瓶花，放置案頭、觀賞玩味。其用思之深，不可不謂之細密精妙！袁宏道就對其品第、擇取之精不無得意，他說：

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藥、為石榴，秋為木犀、為蓮、為菊，冬為臘梅。一室之內(nèi)，旬香何粉，迭為賓客。

如此精益求精，何愁居室不美、生活不快！宋代詞人張耒曾有一首詠瓶花詩說“摘梅花數(shù)枝插小瓶中，輒數(shù)日不謝，吟玩不足形，為小詩：疏梅插書瓶，潔白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觀默自了。秀色定可憐，仙姿寧解老。禪翁心土木，對此成磨惱?！薄@是說作者本來已是土木形骸，不解人世趣味了，但數(shù)枝梅花擺放在書齋中后，紅花綠萼與素雅白瓷交相映襯，幽香襲人，喚醒了他沉睡酗酒的視覺和嗅覺的敏感，以至于沉溺其中，欲罷不能！

擇器

“擇器”是選擇插貯瓶花所用的器皿。唐人最初插瓶花，只取普通的瓶缸，并無專門的講究。五代時，郭江洲發(fā)明了一種“占景盤”，在銅盤上鑄成許多豎立的銅管，管口下端相連。把花插在銅管中，在銅盤中注水，可以保持花的嬌艷，“十余日不敗”。宋代以后，瓶花所用器皿更加講究，多用古董或?qū)ｉT的瓷器，對花的品種、顏色以及擺放位置與器皿的搭配均有要求。高濂在《遵生八箋》中總結(jié)說，堂中插花，應(yīng)該用漢代的銅壺、古尊或體積較大的古瓷器，應(yīng)該擺放在高架兩旁或幾案之上，折花也必須選取較大的花枝；書齋中插花，則應(yīng)該選用膽瓶、鵝頸瓶、花觚等體量較小的精致瓷器，折取痩巧之花，作為案頭清供。此外，對于瓶、缸的顏色、樣式等也有細致的區(qū)分，如“冬時插梅必須龍泉大瓶，象窯敞瓶，厚銅漢壺，高三四尺以上……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

“擇器”之“器”，一端連接著花，另一端連接著居室，務(wù)求花、器與居室三者在形制、大小、高低、顏色等形式上錯落有致、和諧統(tǒng)一，如詩如畫，“得畫家寫生”之妙，富有“天趣”。這才是使人快意、快活的居家之美。

制宜

“制宜”是瓶花插貯、欣賞的方法和原則?；炯安遒A的具體方法，在“品花”與“擇器”中已經(jīng)充分顯示出來。然而要突破物質(zhì)和形式的束縛而進入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欣賞的層面，還需要更多的情感、心靈的介入，正所謂超乎器而進乎道的“清賞”境界。清賞重在“賞”而追求“清”：“賞”是玩賞、把玩的過程，“清”則是玩賞、把玩所能企及的藝術(shù)境界。這就不是單一的物力、才情和趣味等所能達到的了，古人就常常感嘆：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擇花友；偕花友，然后謀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矣。

如此說來，賞花竟也要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清賞之樂。這當然是文人士大夫的優(yōu)雅絕俗的情趣和品味?；?、時、地、情、花友等，就是所謂的清賞之“宜”。

清賞

清賞之宜，分為人物之宜、時地之宜與賞鑒方式之宜。

所謂人物之宜，是說不同性情、趣味的人，適合不同的花木，如梅宜隱士、海棠宜韻客、牡丹和芍藥宜靚妝少女、石榴宜艷色婢、木犀宜清慧可人的小家碧玉、蓮宜嬌媚萬端的小妾、菊宜好古而有奇氣之士、臘梅宜清瘦僧人等——這是將自身的人格理想與花的自然品格相融會而生成的審美趣味。

時地之宜是指對于不同的花而言，各有恰當?shù)男蕾p時機和場合，如冬天盛開的臘梅適合初雪、雪霽、暖房中把玩；春日綻放的溫花適合在晴日、輕寒、華麗的高堂中觀覽；夏日開放的暑花應(yīng)該在雨后、快風、木蔭或竹下、水閣中看取；秋日的涼花，則須爽月、夕陽、空階、苔徑或古藤巉石邊欣賞。

而鑒賞方式之宜，則有所謂“香賞”、“酒賞”、“茗賞”等區(qū)分，也就是燃香賞花、品茶賞花與飲酒觀歌舞賞花等。如陳繼儒說牡丹芍藥最適合佐以歌舞，而海棠桃李等則適合酒宴；韓熙載則認為對花焚香，妙不可言。

花道之妙，妙在拈花入瓶、執(zhí)瓶入室，借著自然之美與人之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的融合，來營構(gòu)真實的、富于生機和活力的生活藝術(shù)空間。對于富貴人家、清雅士人而言，品花、擇器、制宜與清賞自然是越精致、越考究，就越能凸顯出人的品位和層次。而對于清貧百姓、市井小民而言，花木、花器雖然不能精益求精，但插花、賞花所能帶來的快樂卻也絲毫不差。比如李漁曾經(jīng)發(fā)明過一款“生花床帳”，就堪稱市井小民之花道的經(jīng)典。生花床制作簡單，就是在床帳內(nèi)架設(shè)托板，蒙以紗羅，然后擺放上時鮮花木，以求伴花入眠，花香入夢。睡在這樣的床帳中，自然是“身非身也，蝶也，飛眠宿食盡在花間；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臥無非樂境。予嘗于夢酣睡足、將覺未覺之時，忽嗅蠟梅之香，咽喉齒頰盡帶幽芬，似從臟腑中出，不覺身輕欲舉，謂此身必不復(fù)在人間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