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東亞博物館（即遠東古物博物館）是北歐乃至歐洲漢學研究的中心，和中華文化有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它的歷任館長包括考古學家安特生和漢學家高本漢等。然而，東亞博物館在經(jīng)歷了過去幾年被邊緣化的命運之后，可能還將被關閉。

9月30日，瑞典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主任安·福林向瑞典文化部提交了一份提案。該提案內(nèi)容包含了一個長遠的計劃：關閉瑞典東亞博物館、瑞典民族博物館、瑞典地中海博物館，并把它們合并成一個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館。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對早報記者表示，“這意味著東亞博物館（即遠東古物博物館）的豐富館藏文物將不再對外開放。這一提議遭到瑞典多方嚴厲批評，尤其是那些珍視該博物館中國文化的人?！?/p>

過去一周，瑞典國內(nèi)媒體、學術界以及瑞典華人團體發(fā)起了抗議和請愿，希望政府擱置這一計劃，保持包括東亞博物館在內(nèi)的三家博物館的獨立性。而東亞博物館將被關閉的消息也讓全世界漢學界感到驚訝，請愿網(wǎng)站上的許多簽名來自世界各地。

請愿書流傳全世界

馬悅然第一個簽字

于是，瑞典民間發(fā)起了一場拯救東亞博物館的行動，一封正被廣為擴散的請愿書上寫著：“瑞典東亞博物館的館藏是獨一無二的，自它于1926年創(chuàng)建就在全世界享有盛譽。這家博物館若和其他兩家合并為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館，那將是一場悲劇。東亞博物館不僅有可能失去自己的身份，還可能失去其藏品附有的研究與內(nèi)涵。而其藏書也將面臨被裝箱運走、從此下落不明的命運?！?/p>

“通過簽署這份請愿書，我們要求東亞博物館維持現(xiàn)狀，與其獨特的館藏和圖書館共生，而不是成為斯德哥爾摩世界文化博物館的一部分。我們還要求東亞博物館再次考慮任命一位富有經(jīng)驗、對博物館館藏有廣泛且深刻認知的館長。該博物館將重點關注藝術、歷史與人類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從而再次成為東亞研究的中心。如今不管從政治還是經(jīng)濟層面看，東亞都是世界的焦點。了解東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蹦壳?，這份請愿書分瑞典語和英語兩版，簽署名單上排在第一的便是瑞典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馬悅然。

在世界漢學研究領域，乃至在整個世界中國和東亞文化收藏領域都有很高地位的瑞典東亞博物館居然面臨裁撤的命運。其實這幾年來，馬悅然一直在不同場合批判瑞典政府對待東亞博物館的輕視態(tài)度。而東亞博物館研究員司漢對早報記者表示，東亞博物館這些年在瑞典一直在被邊緣化，此次面臨消失的局面，一個大背景是哥德堡建立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然后把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和民族博物館三家合并遷入世界文化博物館。而這一所謂文化計劃的政治背景就是過去幾十年瑞典乃至歐洲政界把“多元文化主義”奉為政治正確，他們認為把包括東亞博物館內(nèi)的三家博物館合并是多元文化的具體體現(xiàn)?！斑@是政治正確的處理方式，但卻是不尊重文化（非歐洲文化）的體現(xiàn)?！彼緷h說。

有意思的是，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和民族博物館，以及世界文化博物館的館藏都是非西方文化，在奉行所謂多元文化主義原則之下，其實是一種對非歐洲文化的輕視和歧視。司漢向早報記者介紹，東亞博物館的歷任館長都對東方有了解甚至有很深的研究造詣，但最近幾年的館長從來沒有在東方生活過，也不懂那里的語言和文化，對這些藏品也不感興趣，對博物館的策展也有許多莫名其妙的解讀，甚至是意識形態(tài)的解讀，比如之前一個展覽中把武則天解讀為中國的女權主義，把唐朝解讀為中國歷史上的多元文化主義，“這完全是用政治來解讀文化”。

“這是政客的構造，而不是自然的演變。但在我看來，這對東亞博物館的館藏和歷史傳承是一種毀滅。三家博物館現(xiàn)在混在一起，就像你把一瓶意大利紅酒、一瓶可口可樂和一杯豆?jié){混在一起，然后你稱它這就是世界文化飲料?！彼緷h說，三家博物館，尤其是東亞博物館幾十年來塑造的品牌和傳統(tǒng)就沒有了。

根據(jù)9月30日公布的幾個方案，無論是三家合并還是將東亞博物館與民族博物館合并，都將面臨各個博物館的館藏和展覽面積急劇縮小的命運。司漢說，政府方面這樣做是因為沒錢，“我們確實沒錢，政府每年給我們的撥款一半付了房租——房租是交給政府的，剩下的一半差不多也就夠付工作人員薪水和日常維護，只剩下很少的錢可以讓我們做點其他的事情。”

東亞博物館主體部分

是從中國運來的藏品

瑞典學院院士、漢學家馬悅然在給早報記者的回復文章中詳細介紹了東亞博物館的歷史傳承。他在文中寫道：

1939年7月20日，瑞典政府任命哥德堡大學副校長、遠東語言教授高本漢為東亞博物館館長。這些館藏在當時就被認為是最珍貴的，它們有一段短暫但激蕩的歷史。其中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鐵路工程師奧瓦爾·卡爾貝克以及地理學家安特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青年時代，王儲在烏普薩拉大學修習古典北歐考古學。在1908年的一次倫敦之行中，他對中國瓷器產(chǎn)生了興趣，后來這個興趣又擴展到了中國陶器、青銅器、玉器和漆器。

1914年，由王儲發(fā)起，斯德哥爾摩有了第一個中國藝術展。許多展品都來自王儲的私人珍藏，其他展品則來自瑞典、德國和英國博物館。1921年，王儲當選為中國委員會的主席，這一委員會是幾年前由熱衷中國文化的瑞典社團的一些重要人物發(fā)起成立的。

1906年，安特生當選為瑞典地質(zhì)學教授、主任。1914年，他辭去這一職位，接受中國政府的采礦事務顧問一職，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待到1924年。在1921年的地質(zhì)勘探中，他發(fā)現(xiàn)了河南仰韶文化遺址，發(fā)掘出許多彩陶。在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后，中國委員會開始資助安特生的考古發(fā)掘，他的足跡進而擴展到了河南和甘肅的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當安特生于1925年返回瑞典時，帶走了大量史前時代的工藝品。根據(jù)和中國政府的協(xié)議，大部分文物日后需歸還中國，后來它們確實回到了中國。但不幸的是，由于1930年代日軍侵華，有相當一部分歸還的文物后來遺失了。

1925年，安特生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地質(zhì)學教授。同年，中國委員會主動將安特生從中國帶回的珍貴文物移交給一家瑞典博物館，條件是他們的科學研究可以繼續(xù)，并將文物妥善保管。1926年，瑞典政府下令皇家文學、歷史與文物學院妥善保管藏品，同時任命安特生為東亞博物館首任館長。

1939年，安特生從東亞博物館館長一職上卸任，由高本漢繼任。在離開哥德堡大學之前，高本漢就發(fā)表了數(shù)篇對早期中國青銅時代研究具有奠基意義的論文。在高本漢擔任東亞博物館（1929-1958）館長期間，得益于捐贈和購買，館藏大量增加，主要是中國青銅時代的作品。

東亞博物館并不是唯一一個對中國藝術和考古感興趣的瑞典機構。瑞典國家美術館中的中國藝術、考古文物可以追溯到17世紀，受惠于瑞典東印度公司，其館藏日益豐富。自20世紀初，國家美術館開始大規(guī)模收藏中國藝術品。1930年，喜仁龍（OsvaldSiren）教授自東亞回到瑞典，帶回了大量繪畫和雕塑作品。1959年，東亞博物館和國家美術館的東亞藏品合并。兩大館藏互相補充，共同展現(xiàn)了中國藝術和手工藝品從史前時代到當代的發(fā)展。1963年，博物館搬遷至一座18世紀的漂亮的大樓。新址位于船島，毗鄰國家美術館和皇宮。

自1959年起，東亞博物館接受了許多重要的捐贈，捐助主要來自收藏家以及兩個資助機構，即中國委員會和博物館友好協(xié)會。最重要的捐贈人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他把畢生的中國藝術收藏共計2000件文物傾囊相贈。

在東亞博物館的藏品中，只有5%由瑞典政府提供的資金獲得。

據(jù)北歐華人網(wǎng)10月7日介紹，除了擁有豐富的中國藏品，東亞博物館還是許多瑞典華人的情感寄托之處。這里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新年慶典，每年都會有眾多旅瑞華僑華人和瑞典民眾一起歡慶農(nóng)歷春節(jié)。北歐華人網(wǎng)稱：“這樣一個中國和東方文化的象征和驕傲，如果消失，將是瑞典華人和全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遺憾和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