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內有一個鮮為人知、令人莫測的“藏傳佛教世界”，遍布其中的珍貴文物，見證著藏傳佛教在維護國家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方面留下的那些歷史印記。

　　踏入春華門，進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宮廷藏傳佛教活動的中心區(qū)域“中正殿”的庭院，站在三重檐、四面出廈的雨花閣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特別提示《瞭望》記者：“這兩邊供奉的可是乾隆皇帝極尊重的兩位人物。”

　　他手指的方向，是雨花閣前庭院東西各一幢面闊三間的二層配殿。“東邊的這座，是乾隆的國師、三世章嘉的影堂，西邊的這座，是六世班禪的影堂。”影堂是專門供奉逝者畫像的地方。

　　單霽翔說，“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時，六世班禪專程從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趕過來為乾隆皇帝祝壽。六世班禪是藏傳佛教領袖之一、‘精通五明的學者’，當時他在紫禁城的‘中正殿’、寧壽宮等多處佛堂做了佛事。后來，他在北京黃寺圓寂了。乾隆皇帝很難過，敕建黃寺清凈化城塔，安放他的衣冠。還命專人畫了他的像，就供在這里。”六世班禪的奏書及賀禮，故宮博物院一直保存著。

　　17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倫布寺，企圖與西藏直接建立聯(lián)系，六世班禪答復說，西藏屬于中國領土，一切要聽從中國大皇帝的圣旨辦事。

　　乾隆時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1793年，乾隆皇帝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項制度，其中明確規(guī)定：達賴等大活佛轉世須經金瓶掣簽認定，并報請中央政府批準。從此，這項規(guī)矩成為定制。

　　與此同時，紫禁城內，藏傳佛教佛堂的規(guī)模已經蔚為壯觀。單霽翔說，“故宮現(xiàn)存的65處清宮藏傳佛教殿堂，幾乎全部是乾隆時期新建或在舊建筑基礎上改建的。”它們組成了紫禁城內一個神秘的藏傳佛教世界。

　　有著深厚建筑學學術背景又很博學的單霽翔帶瞭望記者參觀的“中正殿”，是這個“神秘世界”的中樞，遍布其中的珍貴文物，見證著藏傳佛教在維護國家統(tǒng)一、加強民族團結方面留下的那些歷史印記。

　　雨花閣：一部凝固的藏傳佛教史書訴說著什么

　　中正殿位于建福宮花園南面，緊臨乾隆皇帝在宮內的居所養(yǎng)心殿。以它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著雨花閣、梵宗樓、寶華殿等十座藏傳佛教殿堂，構成了紫禁城內唯一的全部由佛堂組成的建筑區(qū)，在清宮檔案中總稱為“中正殿”。

　　“乾隆皇帝住在宮中的時候，每天早上，從養(yǎng)心殿過來，一個殿一個殿燒香，一直到后花園，然后走到他的辦公地乾清宮去吃早飯，每天都如此。足見這個佛堂區(qū)對他有多么重要。”在中正殿為瞭望記者講解的羅文華研究員，是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

　　此刻，他特別點撥記者，乾隆皇帝對雨花閣前兩座影堂的安排是很有一番深意的：“三世章嘉在宗教上的地位不及六世班禪，但乾隆皇帝偏偏把他的影堂建在雨花閣的左側。一定要注意，在清代，左為貴，右次之。這樣，三世章嘉的地位就高于影堂在雨花閣右側的六世班禪了。”

　　為什么？“因為三世章嘉代表著中央政府。”羅文華如此回答。

　　文獻記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達賴圓寂，三世章嘉曾奉旨進藏主持尋認七世達賴的轉世靈童。他是乾隆時期一位著名藏傳佛教領袖，是一位精通漢滿蒙藏梵諸種文字、造詣高深的佛學大師，多次以朝廷特使身份辦理蒙藏事務。

　　“元代以來，西藏任何政治權力的確立和更替都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羅文華強調說，“達賴喇嘛也不例外。”

　　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次年，順治皇帝給五世達賴頒發(fā)了金冊金印，封其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同時，也給實際操控西藏政權的顧始汗頒賜金冊、金印，一舉確定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教領袖之間君臣關系。

　　五世達賴朝覲，是清代西藏佛教領袖第一次到北京拜見皇帝。原貯放于紫禁城慈寧宮花園的金嵌珊瑚松石壇城，即為五世達賴所獻，現(xiàn)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約13世紀，藏傳佛教進入中原，在民間雖不普及，但得到了宮廷的接納與信任。元朝皇帝尊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為帝師，專奉薩迦一派。中央政府設立釋教總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區(qū)軍政、宗教事務，在西藏清查民戶、設置驛站、征收賦稅、駐扎軍隊、任命官員，并將元朝刑法、歷法頒行西藏。

　　到了明代，朝廷對佛教各派一視同仁，其中藏傳佛教在宮廷宗教活動中相當活躍，明宮英華殿就是藏傳佛教佛堂。中央政府則在西藏多封眾建，給西藏各地宗教領袖封以“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同時，西藏地方領主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準，只有皇帝遣使冊封，新領主的身份才算名正言順。

　　清朝正式確立了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歷世達賴、班禪均由中央政府冊封。從1727年開始，清朝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jiān)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駐藏大臣百余人。

　　清朝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政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紫禁城內，藏傳佛教殿堂開始日漸增多。

　　故宮內現(xiàn)存的佛堂，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封閉狀態(tài)，其中有九座保持著原來的內部陳列，被稱為“原狀佛堂”，雨花閣是其中的一座，也是宮中最大的密宗神殿，其高聳的身軀頗顯突兀，幾乎封住了春華門向北的視線。“這種情形在紫禁城建筑群是罕見的。”羅文華說。

　　“這座佛堂是乾隆皇帝根據(jù)西藏托林寺內金殿的型制仿建的，雖然從外觀看與宮廷建筑并無二致，但是仔細觀察建筑內外大量采用了藏傳佛教的裝飾元素。”羅文華道出了其中的奧妙：“托林寺是阿里國王支持佛教復興的象征，其中金殿據(jù)說是印度佛學大師阿底峽與藏族大翻譯家仁欽桑波的住所，阿里地區(qū)佛教的興起正是仰賴王室的支持和二人的努力。雨花閣的建立正是乾隆皇帝決心復興藏傳佛教的標志。”

　　這個故事在乾隆帝的國師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藏文傳記中有明確的記載。傳記中提到，乾隆帝曾經當面問章嘉國師西藏佛教是如何復興的。章嘉國師估計提到了阿里王室對于佛教復興所做的種種努力，包括托林寺金殿的歷史，乾隆帝于是表示在宮內也要建筑同樣一座建筑。羅文華還告訴記者，“你們看到的這個佛堂，保持了嘉慶以前的原貌，每樣東西都在。”

　　走入雨花閣，就感受到藏傳佛教的氣息。閣內陳設有密教三大本尊琺瑯壇城，還有大量藏傳佛教藝術珍品唐卡、金銅佛像、法器等，其中有清宮造辦處工匠與中正殿造佛喇嘛的杰作，也有來自于西藏地區(qū)和印度、尼泊爾不同時期的珍貴作品，是藏蒙等地向皇帝敬獻的貢品。

　　“這些東西是嚴格按照佛教經典來做的。”羅文華拿三大本尊琺瑯壇城舉例，“非常經典，又獨一無二，是用掐絲琺瑯工藝做的，就是咱們說的景泰藍，燒出很準確的顏色，一個個零部件燒成后再組合裝配。這對做工的要求很高。外面用了紫檀木框配進口玻璃罩住。整個都是乾隆時期的，保存十分完好，沒有做過任何修復。”

　　按照年班制度，達賴、班禪兩年一次輪流入貢。王公貴族與各大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qū)喇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按地區(qū)分若干班次進京入貢。日積月累，大量的佛教藝術珍品薈萃于宮廷，使清宮佛堂成為世所罕見的藏傳佛教藝術珍品庫。

　　其中，就有達賴喇嘛進貢的一件銀曼達，上有黃紙簽，墨筆楷書：“達賴喇嘛接辦藏務叩謝天恩，呈進銀曼達一個。”按清代制度，每一世達賴到了一定的年齡，奉旨正式冊封其達賴喇嘛稱號。待圣旨到拉薩以后，擇定吉期，由攝政、駐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員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當今皇上萬歲萬萬歲”牌位獻哈達，再進內朝拜釋迦牟尼佛像，然后到布達拉宮，在日光殿舉行“坐床典禮”。儀式后，新的達賴正式確定，開始使用達賴的金印、權力。

　　羅文華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從元代藏傳佛教引入漢地以來，雨花閣第一次完整而系統(tǒng)地以立體建筑與造像的形式，表現(xiàn)了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這在西藏是絕對見不到的。“也就是說，雨花閣與其它燒香念佛的佛堂不同，它具有濃重的宣示教理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接受藏傳佛教的同時，也在探索如何將龐雜的藏密神系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

　　上世紀80年代，故宮博物院開始了對藏傳佛教的研究。2009年10月，專門成立了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今年7月，這個中心改為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我們會為研究人員創(chuàng)造更多更好的學術研究條件。”單霽翔說。

　　此時，他端視著雨花閣內掛著的精美唐卡，如此“發(fā)愿”：“我們必須建一個唐卡修復實驗室?，F(xiàn)在，古代唐卡的修復技術并不成熟，也缺乏專業(yè)性。雖然有人會做新的，但要修復那個年代的，就得知道當時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工藝，有一系列的實驗分析和實踐操作的問題，絕不能按現(xiàn)在的技法來修。”他說，整個故宮收藏了1970幅唐卡，多是珍品，但有些隨歲月受損，需要修復。

　　雨花閣終日緊閉，并以厚實的窗簾遮光，因為唐卡怕光怕著灰。閣內一對精美的瓷塔，正在做抗震保護裝置試驗。“你們看到了，各種物件擺放太密了，許多物件的重心又偏高，稍不留意就會損壞。因此，這里不具備開放條件。但我們會通過數(shù)字技術向觀眾展示。”單霽翔告訴記者，“近幾年，我們不斷擴大故宮的開放區(qū)域。年內，我們就將向觀眾開放一個佛堂，就是雨花閣南面、慈寧宮花園的佛堂。”

　　龍袍與袈裟：從未顛倒過的位序

　　從雨花閣往北，邁入昭福門，便是寶華殿前小廣場。這里是清宮舉辦大型佛事活動的場地，其中最主要的活動是一年一度的“送歲”“跳布扎”。

　　清代翰林院編修吳振棫所著《養(yǎng)吉齋叢錄》中記載了這些佛事的情景：“臘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氈圓帳房也)，圣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眾喇嘛于殿下唪經。達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至圣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關于“跳布扎”，吳振棫在叢錄中寫道：“十二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并設冠袍帶履諸物，圣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執(zhí)五色紙旗，旋轉唪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眾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意。殿側束草為偶，佛事畢，眾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送之，蓋即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扎’，俗謂之‘打鬼’”。

　　“在這個宮廷最高規(guī)格佛事活動中，清帝與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的章嘉國師、西藏達賴或班禪的使者并坐。”羅文華介紹說，“在這里，皇權明顯凌駕于神權之上。同時，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而這些喇嘛則把皇帝的親自出席作為最大的恩寵，莫不以有幸參加為榮。”

　　羅文華通藏、梵、英、德等多種文字，是國際著名的藏傳佛教學者，專著頗多，其中的一本《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對清朝皇帝與藏傳佛教的關系作出揭示——

　　“清帝繼承了元以來西藏地方勢力對于北京皇帝的稱呼‘曼殊室利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稱‘文殊室利’，即文殊菩薩。文殊菩薩是一位極為特別的尊神，是佛部的最高菩薩，即佛的法子，代表佛的智慧，左手持般若經，右手持智慧劍，般若經代表著佛教的正確思想和智慧，智慧劍代表以佛教理論和智慧的強大力量，對錯誤的、愚昧的、異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

　　“你們看到了，在乾隆時期宮中反復復制的一幅唐卡中，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為文殊菩薩的形象出現(xiàn)，上師、顯密諸佛、菩薩、羅漢、護法等眾神環(huán)繞他的周圍。”羅文華說，“這時，他左手的般若經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國，右手的智慧劍代表他對于大清帝國的統(tǒng)治。這不正是轉輪圣王的最好注解嗎？或許這也正是乾隆皇帝對于大清帝國利益與佛教關系的政治理解。”

　　這幅唐卡不僅懸掛在乾隆皇帝的臥室、花園、書齋，還賜往西藏，在布達拉宮的三界殿正中，供奉于“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位之前，其含義不言自明。

　　清代皇帝對佛教沉浸頗深。順治皇帝一度落發(fā)欲出家，自許前世因緣當為和尚；康熙皇帝從康熙四十年開始，每月朔望，抄寫心經各一遍，從未斷過，即使身體不適，康復后也多抄補上；乾隆皇帝35歲時接受灌頂，此后，堅持聽聞修習眾多密法，每月初四日都要舉行壇城修供，他在晚年回憶：“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通習蒙古及西番字經典，于今五十余年，幾余究心討論，深識真詮。”

　　盡管如此，清帝并不會把個人信仰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政治的利用與宗教情感的交織，是乾隆皇帝真實的狀態(tài)。”羅文華說，“他雖然精通藏傳佛教，是虔誠的信徒。但是，誰敢在宗教問題上觸碰中央政府的底線、國家利益的底線，他和其他皇帝一樣，必予以毫不留情的打擊。”

　　康熙時期，清軍與準噶爾部對峙，康熙皇帝命五世達賴喇嘛(其時已去世，拉薩大權由桑結嘉措控制)派身邊大喇嘛前去說服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息戰(zhàn)?？墒牵＝Y嘉措為與西藏的蒙古王拉藏汗爭奪對西藏的控制權，一直暗中與準噶爾部勾結，派去的濟隆呼圖克圖和伊古拉三呼圖克圖二人受其指使，非但不遵從康熙皇帝的旨意辦事，還明目張膽支持噶爾丹。在清軍擊敗噶爾丹勢力后，康熙皇帝毫不含糊，勒令將濟隆和伊古拉三從拉薩押解至北京，前者被禁于前門外的一座寺廟中，后者則被處死。

　　雍正初年，青海地區(qū)的蒙古部眾糾集當?shù)夭貍鞣鸾趟略荷?，企圖爭奪對青海的控制權，雍正皇帝立即派軍出擊，對參與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軍事打擊，并對寺院集團的勢力采取了嚴厲的限制政策，包括限定人數(shù)、限定寺院規(guī)模、限定活動內容等，同樣是決不含糊。

　　1791年，乾隆皇帝于擊敗廓爾喀(尼泊爾)對西藏的侵擾勢力后，寫了一篇《喇嘛說》，闡述了藏傳佛教歷史與現(xiàn)狀，以及清廷對其予以保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對活佛轉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確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簽”：“茲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shù)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還總結了元朝統(tǒng)治者佞佛的教訓，告誡子孫決不可重蹈覆轍，講述對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說道：“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乾隆皇帝這一御筆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據(jù)此所刻之碑，就立于乾隆皇帝設立的藏傳佛教學校雍和宮。“‘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這等于指著喇嘛正告喇嘛。”羅文華對此十分感慨，“從信仰的角度說，乾隆皇帝是真的信佛。可是，作為一國之君，他這樣警示子孫后代，實際上是為大清此后諸帝定下民族宗教政策的綱領。”

　　“15世紀后：西藏的文明就進入了漢文化的發(fā)展軌道”

　　故宮博物院是我國收藏藏傳佛教文物最多的機構。“我們藏有宗教文物4.2萬件，其中80%是藏傳佛教的文物，大約15%是道教的，還有別的宗教的。藏傳佛教的文物最多，有2.3萬尊佛造像，還有前面提到的1970幅唐卡。”單霽翔如數(shù)家珍：“這些都為故宮成為一個藏學研究權威機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單霽翔特別提到，“故宮在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方面已經發(fā)揮出了很大作用，包括填補了一些研究領域的空白，比如對四川西部甘孜地區(qū)摩崖石刻的調查與發(fā)現(xiàn)?，F(xiàn)在，我們正在籌備《笈多藝術與中國：從法顯、玄奘到義凈(400～700年)》展覽，這是對‘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呼應。”

　　寶華殿以北，是2012年修復的中正殿大殿與香云亭一組建筑。“中正殿”是清廷專門管理宮中藏傳佛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所在地，負責辦造皇宮的佛像、供器、法器，而實際承擔主要制作工作的是養(yǎng)心殿造辦處。“中正殿念經處”有畫佛喇嘛負責畫佛像、塑銅佛蠟樣，與造辦處工匠及如意館畫師們共同協(xié)作完成，而較為重要的佛像制造，是要由皇帝欽定、驗收的。

　　這處紫禁城內重要的藏傳佛教建筑1923年遭遇大劫。是年，中正殿北側的建福宮花園被焚，火勢向南，中正殿大殿、香云亭等被毀，寶華殿部分被焚。

　　“據(jù)說是溥儀的太監(jiān)在這里行竊后，為銷贓滅跡放了一把火。”羅文華說道，“非?？上В恍┱滟F的文物被毀掉了，其中包括西藏地圖、乾隆皇帝為了仿造西藏寺廟繪制的建筑圖，以及藏于此處的達賴和班禪等給皇帝上的奏書等。”

　　“這一件，是那個地方火災后僅存的佛造像，手上還有被火燒的痕跡。”步入修復后的中正殿大殿，單霽翔指著一尊釋迦牟尼像對瞭望記者說。

　　這尊佛像極其精美，來自喀爾喀蒙古，由尼泊爾工匠在遙遠的漠北高原鑄造。釋迦牟尼佛右手施苦行印，左手持袈裟一角，面相年輕俊美，鼻梁修直，身軀健壯，觀者幾乎能感受到其肌膚的溫度和青春的氣息，透過一層薄薄的袈裟傳遞而出。

　　修復后的中正殿部分現(xiàn)在是故宮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使用，其中大殿、東配殿和后殿分別作為佛教、祭法器和唐卡的展廳。目前，這里作為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的陳列室對業(yè)內研究人員預約開放。

　　“中正殿復建竣工，是故宮博物院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又一個重要成果。”單霽翔說，“故宮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復建工程獲得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批準。我們嚴格遵循‘維持現(xiàn)狀、恢復原狀’原則，以現(xiàn)存遺址為基礎，結合史料、近代遺存照片及資料，參照故宮內相似對應的建筑物進行設計施工。”

　　羅文華對瞭望記者說，至今他還清楚地記得，1989年從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yè)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第一次進入中正殿的庭院，內心就受到“強烈觸動”。“草有一人高，有時得拿著鐮刀進去。”他說，“那時，整個佛堂區(qū)域處于原始的棄置狀態(tài)，研究工作就更談不上了。每年夏天，故宮的工作人員就到這里割草，摞成一堆一堆的再運走。”

　　如今的“中正殿”，場光地凈，文物得到嚴格且專業(yè)的保護。同時，故宮博物院對藏傳佛教的研究日益精進，國際學術交流不斷，收獲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故宮博物院陸續(xù)舉辦了《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故宮藏傳佛教文物特展》，與西藏文管會合辦了《西藏文物精粹展》，在澳門舉辦了《妙諦心傳——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并在倫敦舉辦的《盛世華章——康雍乾三代藝術展》中，專辟藏傳佛教展區(qū)；

　　故宮博物院出版了《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圖像與風格：清宮藏傳佛教造像》《藏傳佛教唐卡》等專著，梳理了紫禁城內佛堂的分布、建筑構造特點，建筑與佛教文物的關系，對佛像、唐卡、佛經等進行專項文物研究，并有計劃地整理重印了滿文《大藏經》，參與了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西藏重點文化遺產的修復保護工程，對四川甘孜地區(qū)藏傳佛教藝術和民族關系進行了長期考察和研究。

　　“西方對西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尤其是在喜馬拉雅地區(qū)的研究方面。”羅文華說，“但是，國際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學者都是印度學和中亞學的學者，他們闖入西藏后，發(fā)現(xiàn)這里保存了如此豐富的原始資料，十分驚嘆。也因此，藏學被他們一會兒歸入南亞研究，一會兒歸入中亞研究，在國外一些博物館的分類上也是這樣。”

　　“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在15世紀以后，西藏的文明就進入了漢文化的發(fā)展軌道。”羅文華做出強調：“今天我們看到的藏傳佛教的面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在15世紀后受漢文化強烈影響出現(xiàn)的新面貌。”

　　從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間，清宮先后修建和裝修的六品佛樓有八座之多，它們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導下，依照藏傳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儀軌造辦，內部陳設是對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統(tǒng)化的建構，是最為豐富、最為龐大的藏傳佛教圖像學和神系研究的寶庫。

　　這八座佛樓，一座在北京圓明園的長春園，叫梵香樓，被英法聯(lián)軍燒毀；三座在承德避暑山莊，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廟大紅臺西群樓、須彌福壽之廟妙高莊嚴西群樓，樓還在，但里面陳設的東西全沒了，還有一座叫眾香樓，已經被毀，只剩下遺址。紫禁城內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樓、淡遠樓，毀于1923年的那場大火，現(xiàn)在留下的寶相樓、梵華樓兩座中，寶相樓內的部分陳設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隨故宮文物南遷，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只有梵華樓完整地保持了內部陳列。

　　瞭望記者隨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文明來到梵華樓，看到這個建筑共有七間，包括樓上樓下兩部分，一層明間供明代銅鎏金釋迦牟尼旃檀立身佛像，二層明間供奉木胎金漆藏傳佛教格魯派創(chuàng)建者宗喀巴像。一層二層左右兩邊各三間，稱為六品間，一層每間分別供奉佛塔一座，都是乾隆親自主持設計的，其中一座漢式建筑風格的佛塔，在四方形二重檐和八角形二重檐之上，立于一圓形三重檐建筑形象，如同天壇祈年殿，將漢藏文化融為一體。

　　梵華樓的二層，有一幅講述宗喀巴大師生平的唐卡，其中出現(xiàn)了幾位身著明代官服的漢人形象。文明講解道：“這是明永樂皇帝派去的官員。明朝先后兩次派員請宗喀巴大師，大師均無法前往，后派遣他的大弟子釋迦也失，前后兩次前往南京和北京朝覲。宣德時，釋迦也失被賜封大慈法王，收到豐厚的賞賜，其中包括大量的宮廷佛教造像、唐卡、佛經和儀仗等物。正是這些宮廷的賞賜品，深刻地影響了西藏藝術的發(fā)展。”

　　他指著墻上的一幅唐卡說，“你們看，這幅唐卡是青綠山水的風格，而青綠山水正是漢地繪畫藝術的一大特色。漢地文化對西藏本土佛教藝術產生的影響，在清宮唐卡中也能看到。”

　　“我們有責任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以新的思想、從新的角度，掌握學術資源，占領學術制高點，利用我們自己的研究優(yōu)勢，爭取學術話語權。”羅文華告訴記者，他們的研究正是從北京的故宮開始的，沿著漢藏接合部，一直到西藏腹地，從而開拓出了一片新的學術研究天地。

　　羅文華認為，故宮博物院的藏傳佛教研究確實具有十分獨特的優(yōu)勢。“印度的佛教衰落是從其西北部開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這個過程超過三百年。”

　　他說，“在這三百年中間，印度佛教的經書、佛像、優(yōu)秀僧人，都到哪兒去了？一部分到了其他國家，而相當一部分是到了我國的西藏?，F(xiàn)在故宮保存的銅佛像從7～20世紀初成為一個完整的系列，產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中國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廣闊地區(qū)；唐卡和法器具有宮廷和西藏特色，系統(tǒng)完整，特色明顯；滿、蒙、漢、藏等藏文大藏經的編纂、部分佛經的翻譯和整理等，都是國內外獨特而重要的研究資料。”

　　8月5日，故宮博物院與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簽署一份很有意義的合作框架協(xié)議，內容是雙方在博物館建設、藏品研究與出版、文物展覽、文物保護修復、對外宣傳和文化產品研發(fā)等方面將展開交流與合作，包括共同對西藏全境分區(qū)逐步開展考古調查。

　　今年4月至8月間，瞭望記者數(shù)次到故宮博物院，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看到慈寧宮花園剛剛完成了建筑修護。單霽翔領著記者來到這里。走進園中主體建筑咸若館，故宮的專家們正在有序地進行著原狀陳設。這是清代太后、太妃禮佛之所，是故宮博物院即將向觀眾開放的那處佛堂。

　　“近些年，故宮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單霽翔說，“我們要把故宮博物院建設成為我國的一個藏學研究中心，與國內外同行深入交流、廣泛合作，深度挖掘故宮的檔案文獻、文物資源，多出成果。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們去完成。這也是故宮的一個使命。”（ 姬斌 王軍 王爭 劉苗苗）